我猜想，不会有多少人去翻张岩先生那本看来有点异想天开的《〈山海经〉和古代社会》，然而如果能像我这样对制度的生成充满好奇心，这本书却又是一部引人入胜的故事。无论我们怎样相信张岩先生对那难解的上古文字具有惊人的穿透力，我们仍然无法想象，现代人能够透过《山海经》所携带的文化基因，破译发生在数千年前的人类故事，以及这些故事上演的制度舞台。直到我带着对另一个话题的好奇心，在异国寻找答案时，却无意间发现，自称前无古人的新新人类，其行为却和古老人类何其相似，我似乎有点相信这些故事了。
在人类文明的演进中，国家的出现有着重要的意义。尽管在今天，政府经常会成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批评的对象，但不能不承认，只有那些创造了国家形式的文明，才步入了所谓“高级”阶段。然而，历史学家今天仍然不能确切知道，国家是怎样形成的。在政治学或经济学中，一般有两种假说或猜测。一是所谓契约论，一是所谓暴力论。关于契约论，也许没有人真的相信。不仅因为人类最初的国家几乎不可能是通过投票建立的，而且在于它的内在悖论，即我在评论汪丁丁与布坎南的谈话时指出的，投票的前提是人人平等，而在没有政府的丛林中，人不可能平等。所以我猜测，在国家出现之前，必有一种前国家的政治传统。似乎暴力论有着更多的拥护者。例如曼瑟·奥尔森就有所谓“常住的匪帮”之说。“流窜的匪帮”每到一处，就要尽可能多地抢走老百姓的财产；但当他们在某一地常住下来后，就发现如果把财产全抢光了，老百姓既没有资源、也没有动力进行生产，抢劫也就不可持续。于是他们试着只抢（或强迫老百姓交出）一部分，这部分的比例随着试错过程最后可能调整得非常低。这就是赋税的起源。这个故事相当有说服力，却还无法解释，在上古时期较大规模的国家的出现，例如中国的五帝时代。
根据考古学家的判断，至少到了尧舜时期中国已经是一个幅原辽阔的国家。按照暴力论，统治这样一个国家需要相应的暴力手段。换句话说，尧舜王朝若想在这么广阔的地域上“常住”，仅靠石刀石斧是不够的。在以征税为特征的国家出现之前，任何一个“匪帮”都没有经济实力建立一个统治范围达上千公里的地区。所以，至少在中国，暴力论也说不通。陈明因此说，由于缺少武力手段，是以“上古竞于道德”。作为天子的“共主只是召集人。其权力只能以同意为基础，其使用，只能以提供公共产品为目的。”（“《唐虞之道》与早期儒家的社会理念”，载于《原道》第5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但这似乎又回到了契约论，我们马上就碰到了契约论本身的悖论。并且“共主”是怎样产生的，“万邦”如何一致同意，都将是难以回答的问题。关于国家起源的探索，似乎进入了契约论和暴力论共同构成的死胡同。
在写《〈山海经〉和古代社会》之前，张岩先生已经出版了一本《图腾制与原始文明》，其中很大的篇幅涉及了原始宗教的起源问题。很自然，他对国家起源的猜测是，政治权力起源于宗教权力。只要对历史关注，只要不陷入唯理主义的文化死角，这似乎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猜想。我们其实知道大量的关于人类早期宗教与政治混为一体的情况。如《圣经》告诉我们，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同时就是政治领袖。摩西不仅可以直接与上帝对话，还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并以“摩西十戒”为犹太人立法。关于中国早期国家政权脱胎于宗教权力的说法，更是散见于各种文献。张岩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告诉我们宗教权力何以被政治权力借用，并且这一过程是如何展开的。虽然我知道张岩先生在上古史研究和宗教研究方面还被看作是圈外人，但我接受他的看法，即原始宗教起源于人们对生命的思考、尤其是对死亡的恐惧。人类作为唯一可以思考生命本身的生物确实与众不同。他们越是理解生命的意义，就越对死亡迷惑不解；他们的生命活动越是成功，他们对被强加的生命界限越是不安。从结果看，人的正常死亡也是一种自然的“暴力”。这是一种相对于人为的暴力的绝对的暴力。因为对任何人为的暴力，都可以以暴抗暴，但面对自然的绝对的“暴力”，任何抵抗都无济于事。既然人们可以面对人为的暴力表示顺从，在自然的“暴力”面前也就会更为谦恭，他们会像对待可以想象的征服者那样，对待强加死亡大限的自然。或者奉献自己的一部分财产贿赂他，或者表现出诚惶诚恐状以取悦他，或者遵循他的命令，以不至于触怒他。这些作法都构成了宗教的形式：供奉祭品，祭神仪式，以及宗教禁忌。那些死去的人，尤其是他们的亲人或先辈，就成为人间到神界的使者，以致神本身。
可以想象，这种自然或神对人的支配，可以被用来实现人对人的支配。从宗教中可以产生出权力（注意，不是权利）。虽然宗教是群体的需求，但完成具体的宗教行为还要依赖于个人的作用。由于个人禀赋或资源（也包括年龄和在家族中的地位）的不同，某些人在宗教活动中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巫师或主祭。这样一种特殊的地位，可以使他们“假传神旨”，借用人们对神的恐惧，来改变他们的行为。有些宗教领导人很可能会借此牟取私利，而另一些可能会将必需的政治要求，即人与人之间的制度规则，说成是神的旨意。前一种情况导致部落的衰落，而后一种情况，由于借助于神的力量建立了恰当的社会规则，则很有可能使该部落在部落间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从而使将政治秩序内容加到宗教形式之内的文化基因存活下来。在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显然是这一时期人类更为重要的事情。因为在没有积累的财富时，一旦不生产，人们马上就会挨饿，就要面临死亡。显然，那些明智的宗教领导人也会借助于神的力量来规范团队生产，以及传播生产技术。因此可以猜测，在人类早期，宗教，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是浑然一体的。也许可以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图腾。图腾既有宗教含义，也有政治含义，还有经济含义。我们所知的大部分图腾都是以动物或植物为形式，这和它们产生于狩猎（采集）社会不无关系。在今天，我们丝毫不觉得各个公司的标志有什么神秘和费解的地方。例如美国花旗集团的标志是一把伞，微软是一个飘动的窗口，这些都和它们的主要产品或服务有着几乎直观的联系。如果有一个专事狩猎的公司，它把一只野牛当作自己的标志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很显然，在那时，部落生产公司的产品主要由本部落消费，而消费几乎等同于生存。因此，作为部落主要产品形象的图腾，同时又意味着部落的生存基础。至于这些人们赖以生存的动物和植物为什么会存在，已经超出了人们的理解。如同他们习惯于顺从自然的暴力一样，他们也感激自然的恩赐。既然这些生物是自然的恩赐，它们也应当是人与神之间的信使，甚至就是神本身。图腾就是一个部落的神。不仅如此，由于借助于神的力量，宗教领导人导入了政治秩序和经济规则，只要这些秩序和规则能够使该部落社会变得更有效率，这种由制度的形成和改进带来的、超越个人理解力的福利的超常增加，将会使人们产生某种错觉，以为部落的繁荣和发展全仰赖于部落的图腾。在这种感觉下，图腾活了，它有了自己的生命。一旦它行动起来，其威力就会超越所有部落民的行动的简单相加。反过来，只有生活在部落之中，一个人的能力才会放大，他的福利才会增加，他因此把自己看成图腾的一部分。一个图腾就是一个部落作为整体的标志。所以张岩先生指出，部落之间的恩怨，就是有生命的神之间的恩怨；历史也就以“神话”为形式展开。借助于今天的故事，我们也许更能理解神话的来由。今天铺天盖地的有关微软的新闻，使人觉得微软是一个有生命的、无所不在的神。当它与网景冲突时，也被看作是两个巨人在打仗。当美国的法院裁定，将微软一分为二时，如果没有其它的信息，我们会以为微软作为一个生命体被拦腰截断。我们由此很容易理解，张岩先生说某神（如形天神）被斩首却还活着，并非荒诞。
既然某一部落的政治权力和经济秩序借助于部落的神，或图腾，那么，政治权力的整合以及经济活动的整合，就要依赖于宗教的整合。这么说是假定，存在着政治权力和经济活动的规模经济，否则人们就没有整合的动力。直观地，部落之间的整合会扩大狩猎区域，从而可以采取更复杂的、更大规模的组织形式，以及采用更先进的狩猎技术。另外政治整合也是消除部落间冲突的有效方案。我们当然不排除，战争是一种整合方式。然而如果图腾在部落的全部生活中有那样重要的地位，武力征服不足以构成统治的基础。因而更可取的是谈判。很容易想象，谈判包含很多内容，如政治权力、宗教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分配，等等，最终却要落实到图腾的整合，即合并的部落要创造各方都认同的新的图腾。很自然，它要包含原有图腾的内容，使合并各方都感觉其中有自己的一部分。其结果，就是原有图腾的合并。按照张岩先生的看法，这就是《山海经》中，那些形态怪异的动物形象的由来，即它们“实际上是一些原始群体经过数量简化的图腾徽号”。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一次，每次也不只是在两个部落间发生，因而时间的推移，图腾徽号变得日益繁杂和怪异，同时部落的数量在减少。看一看今天公司间的兼并与收购，我们就会觉得张岩先生描述的远古过程并不陌生。总部在波士顿的公民银行在美国只能算是一个中等规模的银行，但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它已进行了不下十次的并购。更有趣的是，如何确定合并后新公司的标志，是并购谈判中的重要内容，而大多数的解决方案与数千年前没有多大区别，即将原来两个公司的标志要素中分别拿出一部分组成新的标志。例如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集团合并后，仍沿用了花旗的名称（citigroup），却在其标志中保留了原旅行者集团的代表金融安全的雨伞标志。
很显然，文字其实也是图形。这是今天的公司优于部落时代的地方。即使这种形式，在上古时期也能找到原型；即“族徽和族号的均分现象：有鸟焉，其状如狼，其名曰鸦。”（第39页）
部落间通过谈判的整合减少了部落数量，从而简化了进一步整合的操作。然而这种整合形式本身也有边界。在参与整合的部落数最多不超过十数个时，还可以逐个谈判实现合并，但要“协和万邦”，恐怕就要耗费极为漫长的时间。并且简单的部落结构，越来越无法容纳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如果没有层次，就难以治理庞大的人群。这种较复杂的组织结构的要求，又一次反映在神的结构上。张岩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神或图腾的形式在发生变化。即从所谓第一类神到第二类神，再到第三类神，图腾的结构越来越简化，同时具有人形、以至龙形的图腾图案越来越多；并且第二类神要高于第一类神，从而意味着它属于更高的宗教和政治层次；而第三类神则是“各山诸神”，由“山”在宗教祭祀中的地位可知，它们又高于第二类神。最后它们构成了一个层级结构。一些较低级的神归属于较高级的神，通过这样的结构，处于上层的宗教领导人又可通过较低级的宗教领导人将政治秩序间接地纳入到更大的社会范围中。最后，当有人出来整合“各山”时，“国家”就初具雏型了。这就是张岩所谓“天子级”的“五岳政权”。在这时，也许借用原始宗教的“政治智慧”发挥到了极致。一方面，“天子”将“各山诸神”请到了中央政权的所在地，即将各个部落联盟的图腾集中在一起，使各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除了在本地祭祀本族之神以外，还要到天子之都去朝拜。当天子之都变成了“百神之祭所”时，实际上又实现了一次宗教整合。由于人们仍然无法分清，图腾所包含的政治经济内容与图腾表现形式的区别，他们会将在帝都的本族图腾看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因而图腾成了天子的人质。同时，到天子之都进行的宗教活动很容易就变成政治活动。因为祭祀之余，他既可以朝见天子，又可以与各路诸侯交往。一个政治结构随之出现。另一方面，在这个天子级的政治结构中，图腾进行了最后一次整合。尽管龙并不是在这时才出现，至少它被作为一个最佳的图腾整合方案得到各方的认可。因此龙的出现意味着各个部落联盟的生命的融合，从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有机体。在天子之都的祭神大典则是这个有机体的仪式化行为。“帝舜的诗句体现了人们在这个伟大祭典中的整体意识：‘股肱喜哉，元首起哉！’仪式的所有直接和间接参加者，在这个祭典中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个巨人，他们分属于这个巨人的肢体和头部，也就是‘股肱’和‘元首’。而这个巨人本身，则正是已经站立在天地之间的中华民族。”（第223页）
政治秩序和经济规则获得了更大的制度的规模经济后，社会变得更为繁荣。然而这样一个过程并不能被直观地理解，以致人们把超出自己想象力的、由政治经济整合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归因于“天子”这个政教合一的领导人具有超常的力量，甚至他就是神的化身。反过来，天子借用了图腾合并的最后结果，将“龙”这个图腾据为己有。可以想见，在这时，如果需要一定的社会资源作为政府经费的话，天子不会去抢。一个简便的方法，就是借用祭神的供奉形式。如果理解了原始宗教在部落时代的地位，如果知道早期人们对宗教的政治借用，这其实是那样自然而然。可以猜想，政治整合发生之前，部落内的宗教领导人可能就依赖于祭神贡品维生。如果考虑到宗教领导人经常借宗教以行政治，并且部落内部经常也要有公共物品的投入，祭神贡品也许就算最早的公共融资了。借宗教而行的政治整合，显然也可以将祭神的故事说下去。张岩指出，在天子与部落（或诸侯）之间，以及部落之间，早就出现了“出、入积”制度，即诸侯向天子，以及诸侯之间以祭神为名义的贡奉或致赠。其主要内容是粮食和牲口。其规模之大，足以使一个庞大政权运转，或救济遭受灾害的一个邦国。这种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7000多年前的磁山文化，直到东周仍有残留。可以想象，在这数千年的过程中，这种“出、入积”制度逐步演变为纳贡还贡制度；赋税制度最终从祭神贡奉的宗教形式下破壳而出：国家诞生了。没有公民理性主义的投票，也没有“匪帮”的功利主义的算计。我们坐在书斋里，谁会想到呢？
龙的诞生，这个上古的政治经济学的故事可以使我们生发出许多联想。正如弗洛依德认为人的心理特征奠基于幼年经历，一个文明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生成过程决定的。尽管我们知道，上古时期也有战争，但战争并不必定导致政治整合。看到龙，我们就会想起那个寻求政治妥协的漫长历程。它既包含了政治一统的意向，也包含了实现这一目的的智慧和手段。在如此这般的政治整合过程中，地方自治和文化多元化得到了保护，反过来又降低了政治统治的成本。既然龙的身上包含了较低社会层次的图腾的内容，这些图腾的继续存在就与龙的出现毫无冲突。一个部落或后来的乡村仍然会以它的原始图腾为标志，同时崇拜龙。这形成后来中华民族文化一统、同时又多元并存的局面。一些文献指出，在中国以社日、社戏为形式的图腾崇拜仪式，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几近绝迹。如同数千年前一样，这些图腾崇拜同时残存着政治功能，从而是地方自治的重要资源。在另一方面，借助于宗教整合实现政治整合的方式，显然又是理解后来中华文化发展脉络的一个线索。尽管孔子时代对原始宗教的整合和变革，与同时代其它文明相比，包含了更多的理性主义成份，然而后来的儒学传统既保留了宗教功能，又在政治制度的创建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既对统治阶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又渗透到了民间的伦理规范。儒学因此在二千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几乎处于不败之地。这既使社会享有更高的稳定性，同时由于缺少挑战和竞争，儒学自身缺少发展到极致的动力。横向比较一下。在欧洲，由于世俗政权并非产生于宗教权力（斯塔夫里亚诺斯，），从而形成了数千年政权与教权的对立；这种对立既给欧洲带来灾难，又成就了它近代的发展。而在印度，似乎宗教权力一直高于政治权力，如同婆罗门的地位高于刹帝力一样，所以它很少战胜过入侵者；然而如果借助于宗教力量，一个统治集团可以治理一个庞大的帝国。
回到今天，那个促成文化与政治整合的上古智慧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现代人自夸在各个方面都超越了传统社会，更不用提上古社会，实际上在和平地实现政治和文化整合方面，现代人远远不如上古社会。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军事技术的发展。按照经济学的说法，当实施暴力的成本高于谈判的成本时，人们就选择和平；如果他们认为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意志更为便捷时，就不耐烦再去磨嘴皮子。因此在当今世界，人们绝不是因为穷尽了和平手段才去打仗。因而主要是战争，而不是别的什么构成了现代国际政治格局的基础。今天人口规模最大的社会，如中国和印度，仍然托上古宗教政治整合之福（而所谓现代政治已经把印度分裂了）。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潜力，由于军事技术的相反力量，并没有被政治领袖们充分挖掘。不仅避免国家与国家、文明与文明的冲突的全球政治整合还遥遥无期，人们之间的敌意的消除远非一朝一夕。然而，就是在冷战结束后，以武力竞争为特征的政治单元的平均规模变小的同时，以和平竞争为特征的经济单元的规模在迅速扩大。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里，企业间的并购的总规模和单位规模都在不断创造记录。交易规模和企业资产从数十亿美元上升为上千亿美元。作为一个社会单位，企业甚至可以发展得比国家还大。一些统计已经显示，从收入或财富角度看，许多巨型企业已经排在大量民族国家的前面。即使从人数来说，企业的规模也是惊人的。员工可以多达数十万人。如果考虑到消费者，企业的人口规模则并不逊于民族国家。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不过是表明，它的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所能服务的人数。这种现象只是说明，一旦将暴力手段排除在外，人们将会具有多大的妥协精神。我们已经无法再现上古时期部落间整合的细节，我想那一定不是枯燥的逻辑所能概括，我们不妨看一看今天企业间合并前后的悲欢离合。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企业的并购不是简单的买卖，它是两个生命有机体的融合。在美国，有关企业合并的文化整合已经成为一个专业。专家们竭力发现两个企业文化兼容的一面，并像生物工程那样设计企业的文化基因的重组方案。我猜想，如果文化人类学家将精力放在对企业并购过程的观察和分析上，也许会更有收获。
当然，关于龙的这个动人的故事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假说。证实这个假说可能异常艰难。除了考古发现、上古文献和现代原始民族的资料外，张岩先生坚信《山海经》及其它文献所展示的符合理性主义推理的内在逻辑，是我们相信这个故事的重要理由。尽管我不太赞同张岩由于这些文献逻辑结构的严谨性，设想有一个智慧超群的政治领袖设计了这一切，但我相信“故事可以编，制度不能编”的道理。只是这种最终可以用理性主义或功利主义解释的制度结构，应是在不同制度变迁的竞争、以及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下形成的。最后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我真诚地感谢张岩先生给我带来了享受。也许下面的建议是对他的回报：到企业并购的过程中看一看，或许能找到相信他的故事的新的理由。
2000年10月9日于郎家园
原载《读书》2000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