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匪君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盛洪

与科斯.jpg

我对科斯的文字有一种亲切感。这不仅因为我的学术生涯在一定程度上与阅读他有关,也不仅因为我与他有一些个人间的接触,更是因为,他的文字确实有自己的特色,简洁,从容,优雅。在他痛失爱妻以后,在102岁高龄时,他的文字仍不失这种风格,甚至更美。因此我有意劝告编辑,将他的英文原文一并刊出。

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是说真正好的文章,它的美不仅在形式(文),而且在内容(质)。文如其人,写出内容与形式同样出色的文章的人,就是君子,也就是Gentleman。科斯就是个君子,温文尔雅,童心不泯,对万事好奇。在谈到经济学的发展前景时,他提到了物理学。因为他还阅读了量子理论的书。在他看来,量子理论发展过程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们不仅追求理论的形式美,而且追求理论的解释力,以及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

我已经在网上订购了他提到的那本《量子论:爱因斯坦,玻尔,和关于现实本性的大辩论》,但还没有看到。就我关于物理学方面的阅读来看,确实如此。虽然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几乎无人能懂,但在发表不久,即为英国物理学家爱丁顿在拍摄日食时的照片所证实。后来,人们发现引力使光线弯曲的性质具有透镜作用,很快就成为了“爱因斯坦望远镜”,用来观察黑洞的存在,以及“暗物质”和“暗能量”的存在。比较而言,主流经济学在追求形式化和数学化的同时,却使它变得更不实用。因为它将一些最重要的变量抽象掉了,比如交易费用。

不满于抽象的理论,强调对现实世界的观察,一直是科斯的风格。因此他早就指出,新制度经济学是“经济学本应是的那种经济学。”这就是理论与证据平衡的经济学。为此,就应更多地观察现实世界,理解它是怎样运转的。更进一步,就是要观察现实世界中的制度。这不仅包括市场,还有家庭,法院,学校,和政治体系。关于法院,科斯早有涉及,也有人将科斯定理推广到政治领域。而家庭,他曾有所关注。他知道中国传统的大家庭模式,也猜测中国的家庭制度在人民公社解体后会迅速地再度起作用。

以我的经验来看,家庭实在很有研究头儿。如果探究人类制度的起源,不能不涉及家庭,因为家庭是最自然、最古老的制度。我在前几年写了一篇“论家庭主义”的文章,也曾译成英文寄给过科斯。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家庭制度作为传统中国的制度基础,并认为它仍是今天制度结构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当然,家庭也是研究西方世界乃至其它文明制度起源的基础。法国历史学家库朗热的《古代城邦》一书,就描述了上古西方世界的家庭制度,使人惊讶的是,它竟与中国的家庭制度非常相像。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以及以什么形式,东方与西方变得不一样了。我在最近一篇还未发表的文章中猜测,中国与西方的分道扬镳,是因为对同样的家庭制度的弊端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重视现实世界的研究,就要重视实证研究。很自然,科斯为在经济学界实证研究的价值被低估而打抱不平。当然,他也不是不重视理论。他的“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都是有理论创见的。只是他认为理论与实证之间要更为平衡。并且他认为,研究最好是由“问题驱动”,而不应是“理论驱动”。他因此对博弈论研究颇有微词。但是他肯定,博弈论是研究制度的很好的方法。实际上,已有人用博弈论的方法对制度进行过研究,比如肖特的《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只不过在今天看来,他的博弈论方法已经比较古典。

在我看来,博弈论就是制度经济学的最佳数学方法。这是因为,制度就是在人们的互动和博弈中形成的,是“N人博弈的均衡解”,是“集体最佳稳定对策”。博弈论方法能够逼真地再现这一过程。另一方面,制度的形成是多次重复博弈的结果,这正是博弈论研究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又可以与计算机技术接轨。计算机可以瞬间重复千万次。我在刚刚有第一台计算机时,就自己编了N人的囚徒困境模型,后来又扩展到市场中的厂商合谋的模拟,今天重复5000次是一眨眼的工夫。也有不少用计算机仿真研究制度形成的成功案例,例如桑塔费学派的研究。

在另一个经济学领域,实验经济学领域,博弈论方法通过课堂的实验逐步接近现实。出乎人们的意料,这些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开拓出了经济学创新的更大空间。例如在选择公共物品的实验中,人们发现,人并不只是一个经济人,他愿意为公共物品作出贡献;在不同国家或地区进行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发现了愿意将“天降馅饼”分给别人的比例很不相同,这背后有着制度环境和文化的区别。

当然重要的是,我们还要迈出最后一步,打通博弈论在制度经济学中的应用。这需要一定程度的数量化。科斯也注意到,数量化是要有成本的,他也担心人们只去追求更易获得的数据,而偏离研究的主题。不过,制度经济学的数量化还是在艰难中前行。诺思教授早就估计过美国交易费用的数量和变动。在中国,我也注意到,已有人对中国的交易费用做了估计,甚至估计了非市场化的部分。我在为一个城市做含有制度变量的规划时,运用了这些数据,并得到了很好的结果。这说明,制度经济学的数量分析是可行的。

与科斯交往,最令人钦佩的,是他的直觉。他从未到过中国,但他对中国的理解和预言似乎总是对的。前面说过,他认为家庭在中国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使中国的农村改革走向成功。但他并不总是夸耀中国。在这次对话中,他敏锐地指出,“国企的麻烦并不在于它的所有权形式,而是它获得的政治保护,使它免于市场竞争,并侵犯民营企业和威胁市场秩序。”关于政府的作用,他也一语中的,认为政府管制已经被利益集团绑架用来限制竞争,既会导致无效率,又促使官员腐败。他作这样的判断时,当然借鉴了中国朋友的信息,但应指出的是,他有很多中国朋友,他们的观点并不一致。科斯是凭对经济学原理的深刻把握和直觉,作出了在我看来是正确的判断。

而这种情况需要改革。这个改革应是整体宪政框架的改革。然而科斯有他独特的视角,这就是发展“思想市场”。他曾有一篇文章叫“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是用来批判在美国存在的商品市场中的管制。而现在,他用“思想市场”建议中国人作为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换成非经济学语言,“思想市场”就是“表达自由”。有了表达自由,才有可能对官员形成有效监督,才有可能约束行政部门不要滥权,才有可能制衡司法机构的不公正裁决。当然,第一步,是要求学术机构的表达自由,这是思想和理论发展的必要条件。在他看来,既然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多年开放了商品市场,从而使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没有理由怀疑,思想市场也会开放。

市场不仅与“表达自由”有关,也与“世界和平”有关。科斯指出,在各种人类制度中,市场除了在配置资源方面最有效率以外,还具有高度的涵盖性和适应性;而其它制度,如民主,只是在国界之内,且只应针对公共物品。所以至今,我们看到民主有一个重要弱点,就是不能很好处理与其它国家或民族的关系。这也是美国屡次在做对外战争决策时犯错误的重要原因。而市场是超越国界的,它用效率和利益将各国人民联系起来,让他们命运相关、荣辱与共,从而避免战争。

在我的研究历程中,我也曾发现,与其它制度相比,市场最具和平性质,也就是最少暴力和强制性质。在市场中,只遵循一致同意原则,如果不同意就可以不交易,转身就走,所以没有不同意的交易,也就没有强制;而其它制度,甚至是民主制度,虽然也遵循一致同意原则,但由于达成一致同意成本过高,也就退而求其次地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这一规则实际上是对少数人的强制。所以即使是极为对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奴隶制,除了美国外,在大多数国家中,是由市场交易而不是公共决策瓦解的。市场也自然具有化解国与国之间对立的潜能。

因此,倚重市场,显然是一个走向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思路。即如果人们更重市场,更强调在市场中的竞争,而适当淡化民族国家,进而减少它们之间的武力竞争,战争爆发的几率就会减小。所以人类更应鼓励跨国公司的发展,而不是民族国家的发展。再加上思想市场沟通不同文化传统,就会减少误解,最终形成一个广泛认同的全球文明,也就减少和消除了导致战争的“文明的冲突”。

跨越文明的思想市场,就是不同文化传统的交融。我们发现,科斯比以前更多地引用了中国的经典。在2010年我们庆祝他一百岁生日时,他说“如同中国有孔夫子,英国有亚当·斯密。”在这次对话中,他又说,斯密的“同情”用儒家的话来讲就更为精致,这使我们想起孟子的话“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在讨论“思想市场”时,他提到了孔子办私学的事迹,以说明开放的思想市场在中国古已有之。以科斯的秉性,他并不是在讨好中国人,而是发自内心。因为儒家有着与现代经济学相近的经济自由主义传统。以住出现过学西学的中国人将两者打通的例子,如陈焕章和周德伟,而今,科斯对孔子的亲近表明,不同文化传统有着互相借鉴与融合的真实潜力。将这种潜力变为现实,是各国文化精英,尤其是中国学者的使命。

   2012年12月27日于五木书斋

原载《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作者: flourish378

经济学家,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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