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经济学】既要防疫，又要交易｜盛洪

盛按：这次北京防疫，把城里城外的公园差不多全关了，导致居民无处运动，散步和娱乐。这反映了防疫当局认为居民只需吃饭睡觉就够了，别的活动都不必要。又反映它没有人口密度概念。喜欢户外活动的居民被挤压到路边、河边和小区的窄小空间中，极大提高了动态人口密度。我在两年前的这篇文章中说，“低密度交易还意味着，一个城市应该开放它的城郊地区，以使城中居民能够到郊外低密度地区放松休闲。同时也就减少城内公园的压力。北京保持了市内公园的基本开放，却关闭了几乎所有的郊外公园。这是奇怪逻辑。实际上，郊野公园空气新鲜，地域空阔，人口密度很低，正是户外活动的安全区域，同时也可以减低市区内公园的人口密度压力。”不知它什么时候才会有这样的认识。（2022年5月28日）

盛按：2020年初写的这篇文章，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似乎还算平衡。在今天防疫“压倒一切”时，其价值又突显出来。（2022年4月11日）

盛按：现在看来，很多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两难困境。这篇文章里的主要思想也适用。如何“既要防疫，又要交易”？第一可借重“非面对面交易”，第二可推进“不接触交易”，第三可“逐步恢复低密度交易”，第四推行“动态隔离”。

既要防疫，又要交易

基于空间经济学模型模拟病毒感染和交易受限的分析和建议

盛洪

关于“封城”引起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人类面临的两难。人类文明的发展依赖于斯密所说的“分工”，而分工的前提是“交易”。没有交易，分工就不能实现和深化。而在另一方面，传染病之所以能够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也依赖于人们之间的交往。广义讲，“交易”和“交往”都是一个词transaction，即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行动。人类对未知的传染病有着古老的智慧。这就是“隔离”。在《摩西五经》中，犹太人让病人“独居营外”，他们的衣服要烧掉。中国自西元前3世纪就有官方设置的“疠所”。然而如果进行大规模的隔离，就无法进行交易。尤其在今天，经济依赖于一个高度分工的全球体系，交易频率之高前所未有。如果封住像武汉这样拥有1100万人口的大城市，将会对其经济产生什么样的重大冲击，且是否达到了隔离的目的，这是需要根据经验数据进行数量分析，才能判断“封城”利弊，以及提出同时化解防疫和交易这一两难问题的建议方案。

我所采用的模型，全称是“十维远景空间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规划模型”，英文缩写为SIEM。这是我们自己研发并且已应用于三个规划制定的模型。其特点是以“交易”为基本单位。我们参照了克鲁格曼等人的理论，但用交易引起的集聚替代了生产引起的集聚。交易会带来交易红利，人们为了交易而集聚，会产生“市场网络外部性”，即人们之间交易机会的增加要快于人数的增加。这是城市发展的基本动力。而在制度经济学中，分析的基本单位又恰是“交易”。因而这两个理论在这里打通了。而我们知道，传染病的感染也和集聚有关。我们现在虽然不完全知道新冠病毒究竟是怎样传染的，接触传染，飞沬传染，还是空气传染，但毫无疑问都是“近距离传染”。只有人们集聚时，才会互相靠近，才有可能互相传染；集聚度越高，互相传染的可能性越大。因而，我们可以用这一模型模拟病毒的传染。

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做了一个极为简略的模型。我们假定武汉是一个单一中心的城市，有1113万人，每月GDP为1237亿元，面积为8494平方公里。作为参照，我们假定新冠病毒感染率是1.3。我们用公开发布的确诊病例数作为基础，并知道有大量感染人群没有计入官方统计，所以假定感染人数会10倍于确诊病例，作为计算参数。我们模拟封城就是假定交易概率降低为不封城的1%，并且交易费用平均增加相当于平均价格的36%。得出武汉封城对防疫的效果如下图。结果是，在1月23日，封城使感染人数比假如不封城减少58%。更重要的是，封城阻止了感染人数的快速上升。我们先忽略在这之前犯下的种种错误，如果更早采取措施本不至于封城。看来在这一天，“封城”是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图1   武汉封城前后的感染人数模拟

再看封城对武汉经济的影响。参照去年的数字，武汉在正常情况下平均每月的GDP约为1237亿元，但在封城和城内基本停止交易和交往的情况下，每月GDP只有8亿元。而按我国城镇人均消费水平估计，武汉民众每月需要消费213亿元。很显然，在封城期间，武汉民众实际上没有创造出满足自己消费数量的财富，只能消耗自己的积蓄。如果企业停产继续发工资，企业就在亏损。如果封城持续两个月，将会带来2458亿元的损失，约为正常GDP的99.4%。把封城带来的感染人数的降低与损失的经济收入作一对比，如下图。

图2    武汉封城对感染人数和GDP的影响模拟

说明：我们以2020年1月23日封城日感染人数为100，以正常GDP/月为100。感染人数指数以左轴为坐标轴，GDP（月）指数以右轴为坐标轴。封城日是重要节点，在这之后，感染人数指数上升明显减缓，同时GDP指数急剧下降。

可以看出，封城将感染人数压低58%，是以将GDP压低99.4%为代价的。透过数字的现实，就是大量民众颗粒无收、生计无着，企业徒耗费用却不能生产与经营。最先承受不了的是那些靠市场流水的小本经营和靠工薪的弱势群体。对于企业来说，这相当于一场重大的市场萧条和金融危机。因此导致不少企业倒闭，将会产生连锁反应。越是有经济压力的人，越是感受封城所带来的不利后果。众多的微观压力最后会产生宏观后果。因而，这种不得已的封城代价巨大，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代价越来越大，最后可能不堪承受。

这个模型还能告诉我们病毒感染的分布特点。既然病毒的传染方式是近距离传染，也就是集聚容易传染，那么集聚程度就是与传染的可能性有关。在空间经济学中，反映集聚程度的参数是“人口密度”。我们一般用“人数/平方公里”来表示人数密度，如20000人/平方公里，这也可以反过来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平均距离。20000人/平方公里意味着人均50平方米，人与人之间的平均距离约为7米。可以想象，人口密度越高，人与人之间的平均距离越小，就越有可能传染。一般说的感染率是一个平均概念，在不同人口密度的地方，感染率是不同的，越靠近市中心的地方感染率就越高。道理很简单。因为新冠病毒是近距离传染，所以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近，一个人近处的人越多，越有可能感染病毒。

图3   感染人数或可能性随人口密度的增加而增加示意

然而传统的“人口密度”一般是指“静态密度”，即一个城市或社区的居民、就业人数和外来消费者人数。与实际交易和病毒传染有关的则是“动态密度”，即人群在一段时间内高密度集聚。如看电影或戏剧，在火车站或机场等候或排队，商业中心购物，教室听课，政府或企业的会议，商业推广活动，工厂工作，参加宴会等。这些集聚既是生产性的交易所必需，又使人口密度动态地提高，或促使人与人之间临时性靠近。例如武汉百步亭社区在1月19日举办“万家宴”，就是在一定时间内把约13万人集聚到了一个比常规要小的区域。假定百步亭社区的静态人口密度是7万人/平方公里，则在“万家宴”时，将13万人集中在约30公顷的空间中，其动态人口密度约45万人/平方公里，人与人之间的平均距离约为1.5米，我们的模型估计，一个人受到感染的可能性可以为不举办“万家宴”的2~4倍。这已为事实所证实，据《经济观察报》报道，百步亭其中的两个小区共91栋楼，有50栋楼出现有居民发热的症状（“万家宴后的百步亭多人发热”，2020年2月7日）。

图4    百步亭万家宴时感染病毒人数或可能性示意

说明：图中明显高出周边的部分，就是百步亭万家宴时的感染人数或可能性。

更广义地，任何两个人的面对面接触，都相当于处于100万人/平方公里的高密度之中，看来相当危险。不过如果他们各自携带病毒的概率是1%，并且他们之间是偶然相遇，他们之间互相传染的概率是1/10000。然而，如果有人专职与其他人打交道，就会“持续性近距离接触”，其受感染的概率就会急剧上升。如超市收银员，小区门卫，商业或行政的窗口接待人员，关卡检查人员，警察，等等。按前面假设，他们与他们碰到的市民携带病毒的概率仍是1%，这些专职人员在100次与别人打交道中就会有100%的概率受到感染。更可怕的是，他们受到感染之后，他们就有更高的概率将病毒传染给所有与他打交道的人。这种“持续性近距离接触”的传染几率是前述“偶然相遇”的100倍。由此也可以从传染的角度对政府方式和市场方式作一判断。市场方式类似于“偶然相遇”，而政府方式类似于“持续性近距离接触”。后者的传染几率百倍于前者。

用这样的方法讨论一下武汉的封城问题，我们就会明白，我们的问题不是封城还是不封城，而是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减少病毒传染，同时尽可能地保持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所以，在这时，“封城”这个词就不能简单使用。理论上讲，“封城”就是切断一个城市与其它城市之间的联系，但在封城的概念下，还有许多不同的作法。如城内不封，封社区或封村，甚至封楼封户。作法不同会对病毒传染和经济交易产生不同的影响，因而不同的“封城”会有不同的结果。

还以武汉为例。封城以后，武汉有大量市民怀疑自己患有新冠肺炎，蜂拥到各医院。但由于医院诊疗能力和病床有限，病人及家属排起长队，有的人甚至到多个医院排队却依然得不到救治，每次排队都长达几小时。这让人惊诧。在现在移动互联时代，很多医院本来已经采用微信或APP挂号，在新冠肺炎传染性很强的情况下，本该迅速启用网上登记排队功能，让病人及家属足不出户就可以在医院挂号，并将排队信息在网上实时滚动公示，医院可以根据排队信息进行安排，如果民间组织或公共机构能够组织车队按电脑排队接送病人，又可以免去病人及家属的奔波辛劳，减少因劳累而增加的感染或加重病情。更重要的是，这种作法会带来减少传染的明显效果。因为排队就是一种人群的动态集聚，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几乎为零。如果按1米计算，就相当于100万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显然是“超近距离”，且排队人群携带病毒的概率高于其他人，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几率会大幅上升。

网上挂号排队的第二个好处是，可以迅速收集疑似患者的信息。怀疑自己有新冠肺炎的人一定比不怀疑的人更有可能是受感染的人，因而他们会主动到医院网上登记，实际上提供了大部分有关受感染人群的信息。如果医院或公共卫生组织利用这一点，可以收集病人的更详细信息，如年龄、性别、住址等，这不仅可以在事先让医生了解病情，也可以让公共卫生机构掌握疑似病人的大致数量和分布，反过来也相当于降低了其他人感染的嫌疑。当人们并不清楚哪个个体受到感染时，就会怀疑整体人群。例如我们假定在武汉人中有5%是受感染人群，但并不知道哪些具体个人受到感染，就只能将每个武汉人都看成是“有5%概率携带病毒”的人，而如果我们知道这5%是哪些个人时，我们就能有效隔离这些人，同时排除其他95%的人的感染嫌疑，让他们恢复正常交易。

与获得信息有关的，就是要完全杜绝对公民发布疫情信息的压制，这样才能够获得更为充分的疫情信息。我们看到的一个典型事例是，武汉市民方先生录下了武汉一个医院有几具死尸的视频，并放到网上。这本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并且也实际为武汉公共卫生机构提供了问题信息。不料武汉政府又一错再错，恩将仇报，将方先生传唤到派出所询问，并在其后的几天里不断威胁他。这种作法不仅继续压制分散的个体信息的传出，而且还是没有解决问题。问题就是，在这一死亡率偏高的时期，政府应该负起移出医院尸体的责任。与其派谴人员去压制反映问题的方先生，不如派这些人去搬尸体。我们还注意到，最近出现大量微信封号封群的情况，在这危险时刻这相当于封堵居民的信息出口，剥夺他们在紧急情况下求救的手段。实际上，民众反映疫情越及时充分，越能为社会提供有效的救治信息；民众自发反映的问题越多，政府相关部门就越能更多地处理出现的问题。继续压制信息的自由发布和传播，就是继续保持武汉整体面目不清，就会继续为无差别的整体封城提供理由。

再来看看封村封社区甚至封户的作法。以温州为例。最极端的形式是限制每户居民每两天只能派一个人出去买一次菜。这种作法显然极大阻碍了民众的正常的城内交易，尤其是在温州这样一个市场化的社会中，更是对经济雪上加霜。而如前所述，这种作法又恰恰助长了病毒的传播。因为要封社区，就要设卡，关卡需要有人把守，把守的人就会与众多居民进行“持续性近距离接触”；而为了实行这一封锁制度，各地区、各社区和各村纷纷自己印制“通行证”，各级政府为此要互相集聚，分发“通行证”又等于进行了一次可能的病毒传播。显然，这种封锁的作法是最坏的作法，除了进一步恶化经济以外，还增加了传染的风险。更不用说，把居民长期关在屋里的作法，会严重损害居民的身心健康。已有很多事例表明，病人的心理状态对于战胜病毒有着重要作用。越是在防疫时期，越应注意锻炼身体，到户外去散步或锻炼。现在听说武汉又要实行封锁小区的作法，似乎这种错误的“经验”在推广。

再有就是政府设立不必要的管制事项。我们已经说过，在病毒是“近距离传染”的情况下，任何人与人的不必要的接触都增加了传染的可能性，更不用说“持续”。例如，我所在小区汽车进门本来是自动识别的，车牌号和车主的信息在电脑中都存储，每次进出也会自动记录。但防疫以来竟在门口安排人工盘查，这就增加了人与人的直接接触，增加了盘查人员的“持续性近距离接触”，反而提高了传染的风险。不允许快递小哥进小区也是类似的问题。本来小区里有菜鸟或丰巢快递柜可以自动取件，现在快递员只能在小区外与收件人接触交接。另外，我看有些地方还对没戴口罩的人进行强制性干预。一个视频显示，一个乘坐地铁的人因没有戴口罩，竟被管制人员推下地铁；在另一个视频中，一位女士竟因没有戴口罩而遭到检查人员的肢体攻击。这显然已经超出防疫范围而直接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即使从防疫效果看，这种直接对抗性接触比“持续性近距离接触”更有可能增加传染。

再有，就是武汉对私家车限制也是错误的。实际上，私家车是最好的动态隔离设施。这不仅比地铁、公交要安全得多，也比出租车、网约车及120要好。我想传染病专家一定会同意，一辆关好门窗的汽车对附近的汽车或个人的传染几率远低于人与人相遇。而限制私家车，不仅给医生、各种必要职业的上下班带来不便，那些潜在的病人若要上医院就只能租用其它车辆，这又制造了一次疑似患者与其它人接触的风险。而反过来，如果不限制私家车，在动态隔离较为安全的情况下，可以满足市民们在防疫期的不时之需，也会使武汉城内交易活跃一些，这有利于缓解封城的负面结果。

总之，同是封城，较好的作法也能够使感染人群得到有效隔离，同时使交易不至于完全停止。而采取不当的政府管制方法，如压制疫情信息的发布，医院不启用网上挂号，迫使患者自己到医院排队，公共部门不但不能及时掌握疫情，反而压制疫情信息的发布，限制私家车的使用，甚至封区封楼，印发“通行证”等，都显著增加了感染风险，在付出经济上的沉重代价的同时，反而在封城条件下使感染者比不采取这些措施时为多。

那么，怎样化解封城或解封，防疫还是交易这一两难问题呢？思路如上所述，既要避免病毒传染，又要保持交易。这能做到吗？至少应该有潜力部分地做到。具体来讲有以下五点建议。

第一，借重“非面对面交易”，也就是网上交易。实际上近些年发展起来的电子商务，就是典型的非面对面交易。现代技术已经使我们能够既交易，又不传染。武汉是一个服务业很发达的城市，服务业占GDP的58%，其中60%以上是生产型服务业，如教育，金融，信息技术，法律，科研，咨询等等。这些服务业的特点是主要依赖于信息交流，而非物品交换，而现在的技术已经能够使信息交流在线上快速进行，不必面对面。如可以对金融产品进行网上远程交易，银行网上转账，通过互联网进行视频和音频授课，召开在线会议，进行商业谈判，法律咨询，以及进行学术讨论等等。如果所有这些生产型服务业都能通过网络恢复运转，按照去年的水平，一个月可创造增加值435亿元。更可注意的是，这种网上交易也可以用于医疗。外地医生不必全都亲自到武汉，他们可以通过远程设施进行医疗咨询和辅助诊断，大大弥补武汉医疗资源之不足。通过互联网，武汉还可以调动外地以致外国的生产型服务业资源，如科研交流和智库咨询等。

第二，推进“不接触交易”。其它服务业，尤其是商品零售和餐饮业等，还必需到实体店去交易。然而，近年来出现的无人店，无人机快递等现在似乎可以派上用场。实际上，许多超市早已实现了顾客用APP自助结账，接近实现“无人商店”。甚至许多小商店、杂货铺、便利店等，也都使用微信或支付宝结账，只要稍加改进，就可以迅速改成一个自助小超市。在不少餐馆里，也是用平板电脑点餐，无需直接服务的人员。甚至更好一些，可以使用机器人送餐。因而，只要改进一下现有的服务方式，并形成规范和习惯，大部分服务业实体店基本上可以做到不接触服务。实际上，电子商务已经扩展到了食品与日常用品领域，网上订餐已经普及，所需改进的，是快递和送餐的不接触形式。物流业也很类似，虽然需要运输和配送实体货物，但在交接方面可以采取不接触交易。如果这一类服务业能够部分地恢复服务，哪怕只有50%，参照去年的水平，也可每月实现约145亿元的增加值。与前面生产性服务业一起，共可恢复武汉经济至常规状态的47%。

第三，取消城内的封路、封区，恢复私家车行驶，只关闭主要的商业文化中心。如前所述，封社区、封楼或封路，不仅没有起到减少传染的作用，反而会增加传染，所以要迅速取消这种不明智的作法。把私家车看作是最好的动态隔离设施，恢复私家车行驶，也会迅速减少租用车所带来的传染，并给人们以更大的活动空间。只要继续关闭人群集聚的大型场所，如大型综合商业中心，电影院，剧院，博物馆，图书馆等，就不会产生高密度集聚。同时人们可以开车到距离较远、密度较低的超市去购买商品。这同时等于疏散了人口密度高的地区的人群。如果考虑到超市、便利店等可能存在的传染情况，可建立某种限制。如限制超市内动态人数，自动测体温进入，以及建立不接触的自助结账等机制。如此，可以活跃城内交易，为逐步解封创造条件。模型显示，如果交易概率恢复到正常情况下的5%，可以增加31亿元的GDP。

第四，逐步恢复低密度交易。所谓“低密度”，是指人口密度低的地区，病毒感染的概率也会低于高密度地区，且多是城郊地区，这里有规模较小且分散的商业和服务，许多工业企业也布局于此。在感染人数已经基本掌握，且确诊人数有所下降以后，如果要恢复制造业的生产，也可考虑优先在这种低密度地区复工。可从密度低的地方逐步向高密度的地方推进交易的恢复。虽然可能会带来一些感染人数的上升。低密度交易还意味着，一个城市应该开放它的城郊地区，以使城中居民能够到郊外低密度地区放松休闲。同时也就减少城内公园的压力。北京保持了市内公园的基本开放，却关闭了几乎所有的郊外公园。这是奇怪逻辑。实际上，郊野公园空气新鲜，地域空阔，人口密度很低，正是户外活动的安全区域，同时也可以减低市区内公园的人口密度压力。

第五，实行“动态隔离”。要交易，就不可避免户外行动；要隔离，就要保证户外行动的隔离效果。如果我们知道新冠病毒是近距离传染，如果传染病专家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避免传染的安全距离参考数，我们就可以在户外或街道上与其他人保持一定安全距离，而不会受到感染。除私家汽车以外，人和人之间只要有意识地保持互相之间的安全距离，就能实现动态隔离。再进一步，如果传染病专家能够给出更为细致的避免传染的行为规范，人们加以遵循就可以避免传染，就既可以有较大的活动空间逐步恢复交易，又能处于防疫的安全状态。

总之，既要防疫，又要交易，就要进行不传染的交易，或至少是低传染的交易。这只有在知道传染特性和交易特性，并知道全部真实情况下才能做得到。怎样“知道”呢？孔子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这在病毒肆虐时期尤为重要。在这里，“仁”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而是尊敬的爱，就是尊重人的生命、自由、权利和人格，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爱。孔子又说，“仁者必有勇。”有了对一切人的尊敬的爱，准备为这种爱付出哪怕最高的代价，就如李文亮那样，就不会恐惧、惊慌。“知”是冷静头脑的产物，没有恐惧和惊慌才能有“知”。“知”包括信息和智慧。信息来自表达，自由表达需要宪法来保护；智慧不是指某个人的智慧，而是千万民众的智慧。在这社会恐慌、国家危难的时刻，也是他们迸发出智慧的时刻。只要不对他们进行压制，只要不采取笨拙的政府管制，只要不假设某些人会比他们高明，他们会用智慧救出自己，也救出中华文明。

2020年2月11日于五木书斋

2020年2月12日首发于《金时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