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天人之际】一个宗教驯化人类的假说 | 盛洪

摘要:从近亲黑猩猩演化而来的人类,有着残酷和纵欲的本性,与人类高度发展的智力配合,会导致人类的衰败和灭亡。所以人类需要驯化。而人类又有着人性或善端,所以可以驯化。宗教是驯化人类过程中的主要形式。基督教和儒家都有“牧”之说,说明它们都认为人群需要驯化。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使在希腊罗马文化下缺乏约束,暴力而纵欲的欧洲人群脱胎换骨。儒家在中国的发展成为主流文化,则通过商周之变,使中华人群走向文明化的道路,成为和平和适欲的社会。这说明人类发展出的文化传统可以用来对抗人类中不良的品性,甚至通过较长时间改变人类基因。

达尔文说,“人的各个不同的种族就和驯化了的各种家畜很相象。”(2005,第41页)近些年关于人类驯化了自己的说法又引起了关注。一些人类学家发现,人类变得较少攻击性,甚至体现在了男性的脸部越来越像女性的(Robert L. Cieri, and others, 2014)。漫长的史前演化过程和方式我们无从知道,但我们在文明史以后的文献中,经常能看到蛛丝马迹。如基督教里有牧师,取自牧羊人之意。在基督教中,就是把一般民众看作是羊群,需要有人来牧。《新约》记载,耶稣曾说,“我是好牧人。”(10:14)无独有偶,在中国也有带“牧”字的职位,并且起源很古老。《尚书》载舜帝说,“咨,十有二牧!”即十二州牧。州牧到汉代还是一个官职。《说文解字》注将牧“引伸为牧民之牧”。把民众比作羊群,也许会引起现代人文主义者的愤怒。然而心平气和地想一想,人类是否有着与其它动物一样的需要驯化的野性?

应该说有。首先是凶残。人类与黑猩猩同属人科。黑猩猩生性残忍,经常会在相邻部落的黑猩猩落单时发起攻击,将它杀死。在黑猩猩部落中,成年雄性的数量大约是雌性的一半,这说明有约一半的雄性黑猩猩在与周边部落黑猩猩的打斗中丧生(张岩,2016)。黑猩猩的残酷性,经常见于一些文献中。在现代原始民族的习俗中,也有杀人习俗。杀人并非是报仇或者为了经济利益,而仅仅是证明一名男子的勇敢。一个男人积累的头颅越多,越说明他是一个勇敢的人。考虑到人类与黑猩猩是近亲,在演化的道路上在700万年前才与黑猩猩分道扬镳,与黑猩猩有98.4%的共同基因,共享着好斗和攻击的基因,显然就不是一个好的物种。

在各民族的历史文献中,我们更能看到人类生来残忍。如希腊神话记载,宙斯的父亲克罗诺斯与其母合谋,阉割了他的父亲并推翻了他的统治;但克罗诺斯也害怕自己的孩子推翻他,所以他的孩子一出生,就被他吃掉,只有宙斯除外。这不仅残酷,还是在亲子之间的残杀。罗马城的传说是,国王努米托被弟弟阿穆略篡夺了王位,并把他女儿的两个孩子投进水中,但被一只母狼救出收养。兄弟俩长大后将外祖叔阿穆略杀死,使外祖父王努米托重登王位。后来兄弟俩建立了罗马城,只因命名新城的意见不和,又互相残杀,最后罗慕洛杀死了勒莫,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新城。在《希伯来圣经》中也记载,亚当和夏娃的儿子该隐只因为忌妒就杀了他的弟弟亚伯。这三段记录文字,不仅是记录了三件普通的杀人案件,而是将作为一个民族的始祖的行为记录在案,这也意味着在这个民族生长的根上埋下了残酷和嗜杀的文化基因。

在中国上古时期,杀人也是经常之事。关于我国上古时期的暴力故事,文献中并没有太多的记载,但祭祀制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的残忍程度。据考古专家,我国自仰韶文化时代到殷商时期,盛行人祭制度,即将人用作牺牲,献祭给上天或祖先。“殷墟地区发现牲人遗骨就有4000多具”(王元朝,2011)。有人推测,商人一直有杀俘献祭的传统,甚至在俘虏不够的情况下,也通过当时的周人捕捉羌人作为祭祀之用(李硕,2017)。商人的残暴本性可以从商的最后一个王身上看出。商纣王杀其叔父比干,也是一个亲人相杀的案例。在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杀父轼君的事件层出不穷,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人类的残暴本性。

人类的另一个野性就是纵欲,这似乎与人类的另一个近亲——倭黑猩猩有关。纵欲包括强奸,乱伦,近交,滥交和兽交等。如在希腊神话中有不少记载。宙斯作为众神之王,却是一个非常放纵的个体,他的妻子们多是他的直系亲属,如姐妹,姑姨甚至是侄女或孙女,所以是近交或乱伦;他经常以引诱和强暴的手段占有妇女,如对赫拉、伊娥和欧罗巴所采取的手段。说到强奸,在那样古远的时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如冥王哈迪斯将珀尔塞福涅抢走强奸;这使我们想起罗马历史中的强掳萨宾妇女事件,应该被理解为大规模的掳夺和强奸。后世有不少这一题材的作品。我们在佛罗伦萨看到过“强掳萨宾妇女”的雕像,其结构与冥王掳珀尔塞福涅非常相像。至于乱伦,古希腊从第一个神,地神盖亚就开始了。她与自己的儿子,天神乌拉诺斯交合生了六个儿子、六个女儿,还生了六个巨人。另一个极端的乱伦例子则是俄底甫斯的杀父娶母。

强掳萨宾妇女,雕塑,佛罗伦萨。

应该注意的是,上述记录的事情都是非常古远的,希腊神话的一部分来源于西元前八世纪的《神谱》。对当时人的行为,不应以现在的道德标准去衡量。不过这一传统还是传之久远。我们在被凝固于西元70年的庞贝城遗存中看到,这种纵欲的行为似乎丝毫未减。我们看到大量作为壁画或雕塑的男女交媾作品,也看到非常夸张的男性生殖器模型,甚至还有人兽交媾的绘画或雕塑。

兽交,马赛克画,庞贝,藏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

在中国,大概也经历了类似的历史。只是我们很难在上古文献中看到。这大概是因为后来文明时代的著作家们对以前的“污秽的”记载进行过清理。只有个别记载,只因是对“恶人”的谴责而保留了下来。如商纣王荒淫无道,“酒池肉林”。《史记·殷本纪》记载,“(纣)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除了物质享受奢华,还有男女间的纵欲。

总体而言,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天生就有着暴力和纵欲的特性,这些特性不仅是违反道德律令,更重要的是可能导致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败坏和衰落。如暴力会使人类走向灭亡;而纵欲会破坏正常的交配结构,乱伦和近交会导致后代的缺陷增多,多代后就会使人类作为一个物种逐渐衰弱下去,强奸则会损害家庭的基础,也会削弱后代的身心;而滥交则会将性病传染到更多的人身上,这也导致人类身体的衰弱。

问题是,其它动物,如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不也是很暴力和纵欲吗?为什么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没有衰落的危险呢?其实,人类与黑猩猩、倭黑猩猩又有着非常大的不同,这就是人类的智力远高于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可以想象,当暴力和纵欲乘以智力时,会产生什么不同于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后果呢?首先,如果黑猩猩的暴力乘以人类的智慧,就只能使暴力带来更为残酷和恶劣的后果,即杀死高出一个数量级的人。直到今天,尽管距轴心朝代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人类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抵御住暴力本能和智慧的结合,核武器的杀人“效率”高出黑猩猩千万倍,人类仍有可能因自己的暴力基因乘智力而埋葬自己。

至于纵欲,早有专家说过,人类是灵长类中最好色的物种。这也是因为人类的智力。由于人类运用智力而获得了更高的生产力,使得人类获得的营养远超出维持生存和生育后代所必需,多余的性欲代表着较多的生产剩余。一般的动物,包括灵长类动物,只是在特定的季节发情,并在雌性排卵时交媾,完成了生育任务后就少有交合。而人类更多地是为享乐、而不是为了生育而交合。这就带来纵欲。不仅如此,人类的智力还会将纵欲变成一种艺术或文化,如绘画或诗歌,反过来又会刺激纵欲的持久和发展。更有甚者,人类还把性当作一种商品或礼物买卖或赠送,创造出大规模性交易的场所;人类还将印刷技术与艺术能力结合,发展出色情刊物和色情影视产品。这都是灵长类近亲所不能做到的。

实际上,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也有对暴力和纵欲的自我克制的本能(弗朗斯·德瓦尔,2014),使得它们不至于因这两个缺陷而走向毁灭。然而由于在近数万年的时间里,人类的大脑有了显著的变化,智力能力迅速增长,就打破了人类能力和人类自我约束力的均衡,暴力和纵欲的缺点越来越不能被容忍,成为可能毁灭人类的致命缺陷。因而,人类需要有一种外在的力量将其驯化。在人类历史中我们看到,这种力量就是宗教。问题是,驯化人类是宗教的目的吗?或者说,宗教是否明确意识到,它的主要功能是驯化人类呢?首先要看宗教对人类的看法,即人类是否是一个健全的物种,无需驯化,还是一个有着根本性缺陷的物种,需要驯化呢?如果需要驯化,人类是否可驯化呢?在本文中,我们选择基督教和儒家传统作为案例进行分析。

从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看,人类就是一个有缺陷的物种。这主要体现在原罪说上。基督教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有罪,只有经过天主的恩典和救黩,才能免去原罪。也就是说,人就是一种有缺陷的物种,只有经过宗教的驯化,才能克服他们的缺陷,比较健全地生存。“原罪”概念是由奥古斯丁首先提出的,他指出“人的邪恶是一种动物的本性”(2016,第342页),与我们今天认识到人类与黑猩猩、倭黑猩猩共享残暴和纵欲基因几乎是一个意思。当初耶和华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它必恋慕你,你却要制伏它。”这就是“原罪”的隐喻。话音未落,该隐就杀了弟弟亚伯。杀人显然是原罪。

奥古斯丁还说,人未出娘胎就有的原罪,来源于父母交媾。这是一种不洁的行为。而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原罪是对纵欲的一种描述。对性行为的羞耻感并不是来自正当的性行为,而是过度的淫乱的性行为。只是在远古时期,人们很难一下子就分得那么清。奥古斯丁还是比较冷静和清醒,他在论证了原罪主要来自情欲以后,还是强调了婚姻的正当性和好处,实际上对原罪所指的性行为有了限定。

对于人类是否可驯化的问题,基督教的学者,奥古斯丁给出了明确且权威的回答。他指出,“与动物相比,人是如此地灵秀,人的邪恶可以说是动物的本性;但人的本性并不因此就变成了动物的本性,所以上帝之谴责人,是因为人的缺点使人的本性受到玷污,而不是因为人的本性自身,这本性并不因自己的缺点就被毁灭了。”(第343页)简单地说,人总体上还是一个比其它动物更好的物种,只是有一部分与动物相同的缺陷,这不是创造人类的上帝的错,而是人类自己的错。基于这种判断,人类是可以救黩的。

在中国,似乎较少对人性缺陷的强调,却有“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只有荀子有几句人性恶的议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这里说人的本性就是贪婪、嫉妒、好色,最后归于残暴。这与犹太教-基督教提出的原罪相差不大。

鉴于此,就要纠正邪恶的人性。荀子说, “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然而他似乎没有回答一个问题,人类可驯化吗?他说,“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意思是说,人之所以想受教化、学礼义,恰恰是因为人性本恶,没有善,才要学善。但这没有回答黑猩猩为什么不学善。所以,回头再看孟子的性善论,也许更为细致。孟子尽管强调人性善,但这很类似于前述奥古斯丁所说的,原罪只是人被动物性玷污了,但人性并没有就完全变成了动物性,是更为侧重于发现人的“善端”,以说明人是可以被驯化的。孟子也承认,“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几乎就是承认了人与黑猩猩的近亲关系,然而孟子侧重于“几希”的差异上,即人的四善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仔细想想,黑猩猩一样儿也没有。这就是人可以驯化、而黑猩猩不可驯化的原因。

那么,宗教是怎样驯化人类的呢?首先是要使人敬畏。怎样使人敬畏呢?利用人的失败。实际上,如果人的缺陷之所以称之为缺陷,就因为一定会带来人的失败。一个重要的失败就是暴力争斗不断,这不仅包括族群间的战争,还包括族群内的互相残杀。还有一个失败就是性病流行,导致族群的体质衰弱,也会导致人类个体更早地死亡。总而言之,就是人类更多和更早的死亡。对于一个人来说,他面对的是一个悲惨的人生,或者生于苦难,或者死亡。古希腊的悲剧文化就诞生于这种人生,产生悲剧的原因都与人的原罪,暴力和纵欲有关。如《俄底浦斯王》就经典地涉及了这两个方面,弑父是暴力的极端,娶母是纵欲的极端。阿姆斯特朗在《轴心时代》中指出,“《伊利亚特》是一部关于死亡的史诗,其中的角色由杀人与被杀的冲动所支配。”(2010,123页)悲剧就是对人的原罪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灾难的哀叹。

因此,宗教的产生就是为了帮助人类克服自身的缺陷 —— 暴力与纵欲,在这一过程中,宗教赢得越来越多的人的信仰,既是一个征服人心的过程,也是一个驯化人类的过程。犹太教-基督教中,信徒们把全知全能的神称作“我的主”(my lord),就是一种被驯化之物种对牧养他们的主人的称呼。这说明他们完全顺从于这种驯化与被驯化的关系之中。宗教在人类社会中的扩展,既可以靠一个个人一个个人地皈依,更多地是由于信仰一个恰当的宗教带来了社会秩序的改进,减少了暴力和纵欲,从而使该人群有所发展,而与之竞争的其他人群由于没有信仰这一宗教而继续衰落下去。后者或者走向灭亡,或者改信这一宗教,以克服自身的缺陷。于是,在克服原罪方面有成效的宗教就会扩展开来。

那么,宗教是怎样驯化人类的呢?以犹太教-基督教为例。在创世纪第一杀人案,该隐杀了亚伯之后,耶和华立刻给予了惩罚,他对该隐说,“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后来“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6:6)  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6:7)于是就带来了大洪水,“惟有诺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逃过此劫。这是耶和华对人类最严重的一次惩罚,以大多数人的生命为惩罚对象,应是记忆最深刻的一次。

到后来,上帝就直接为人类立法。这就是摩西十戒。其中有“不可杀人”和“不可奸淫”,是直接针对暴力和纵欲的。这两条戒律在今天看来是很普通的,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却是极为新颖和激进的。因为在当时的人看来,杀人和淫乱才是正常的。人类也不是马上就接受了这两条戒律,而是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宗教的奖惩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旧约》中,以色列的某某王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受到了惩罚。有些时候就直接是“耶和华就叫他死了”,严重的时候就让以色列的敌人强大起来,打败犹太人,并且奴役他们许多年,等等。这样的记载在《旧约》里出现过51次。

有时某某王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会国泰民安,打仗就会胜利。这通常也伴随着以色列部族对耶和华信仰的建立。开始时,“只是邱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12:3)或者国王“只是心不专诚”,或者“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百姓还行邪僻的事”,逐渐就“从国中除去娈童,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  ……(15:12)只是邱坛还没有废去。亚撒一生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15:14)最后才“除掉邱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

可贵的是,这些事件都被记录了下来,进入到宗教经典。信众们都要阅读,《旧约》里奖善罚恶的记述会潜移默化地进入信众们的头脑,经过多个世代的延续和更替,信众们被日复一日地驯化,也就坚信“不可杀人”和“不可奸淫”是不可逾越的规则。根据人类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这种宗教驯化对人类的影响,经过相当长时间已经不是一个外在的教育了,而对人体基因产生了影响,甚至表现在他们的身体特征上(Robert L. Cieri, and others, 2014)。在今天,“不可杀人”和“不可奸淫”不仅是大家公认的普通规则,而且甚至是大多数人的本能,即他们不需要告诉他们违犯后要受到什么惩罚。

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那里的居民信奉着希腊罗马的原始宗教。然而,正如爱德华·吉本所说,基督教在欧洲的胜利,正是因为希腊诸神们不能提供一个符合道德的社会秩序,即没有克服暴力和纵欲的有效功能,所以很自然被基督教替代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基督徒被驯化得对性行为有着本能的羞耻感,他们认为除了生育目的的性交外,其它性交都是不洁净的、罪恶的。除了一些例外情形,基督徒也都被驯化成温和的人,他们认为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与他人的冲突是值得骄傲的,而动用武力则不仅是罪恶的,而且是羞耻的。杀人多的男人不再会被人崇拜,而只能被认为是恶魔。在现实中,对比一下希腊罗马时期的人,现代的欧洲人几乎是脱胎换骨。这正是基督教驯化的结果。

在中国,这一过程在夏、商、周的历史阶段中展开,尤其到了周,就有了显著的成果。如前所述,殷商时期有人祭传统,仅在殷墟地区就发现了4000多具人祭人殉尸骨。据甲骨文的资料,胡厚宣先生估计,自盘庚迁殷至商纣亡国的273年间,至少有14197人被用作牺牲(1974)。这不仅意味着把人的生命等同于其它动物,而且暗示着在非宗教领域,普遍存在着有目的的杀人,而人们习以为常。而这种情况到了周以后,就发生了很大变化,人祭现象大大减少。据王元朝先生,周代八百多年间,现在发现的人殉人祭有9具,文字记载的仅两例(2011)。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家传统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与成熟。据胡适,儒家形成于殷商时期,本是一群专司礼仪之人。他们对民间形成的礼,即习俗最为熟悉,也发现了礼作为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的有效性。他们经历了商周之变,也吸纳了周族的礼,综合为以周公-孔子为宗师的儒家传统。在殷商时期,礼在社会内部已发展得相当成熟。礼之所以能形成,是因为这是互动各方都接受的行为规范。显然杀人的行为不可能形成礼,因为这不是各方都接受的行为规范,如果非要形成均衡,就是杀人者得被杀。这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不会有杀人之礼。纵欲的性行为也不可能形成礼,因为强奸、乱伦和乱交等会带来对家庭秩序的破坏,人们可能会处于类似俄底浦斯的无所适从的境地,这也是对以家庭为基础的周代社会的颠覆,因而礼本身也起到了抵制纵欲的作用。儒家强调礼,就是在抑制暴力和纵欲,就是在强调人与人之间要互敬互爱。

在另一方面,周族与殷商的历史轨迹不同。殷商在成为天下共主以后,是一个不可一世的霸权。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就更容易使用武力并获得胜利。这时人类基因中固有的暴力因素就会不受约束,更容易发泄出来,那些战俘就会被用来作为人牲以施行报复。而“小邦周”则没有这样的优势,也就没有形成人祭传统。至今考古工作几乎没有发现先周时期在泾渭流域有人祭人殉实例,在周原甲骨中也没有找到人祭的记载(王元朝,2011)。在周灭商的过程中,周是与周边的众多小邦结成联盟,在周建立以后,采取的分封制,以奖励那些在伐商时出过力的诸侯国,因而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也没有较多的对外征伐,也就没有形成以战俘为主的人牲制度。

周公对殷商的覆亡作了深入的思考,也对殷商的祭祀制度进行了省察,他继承了先周的不用人祭的祭祀制度,吸纳了殷商儒家的礼的精神,对国家祭祀制度进行了改革,终结了人祭陋习,将主祭的对象从商的先王改为天,而将周的先王们作为配祀,使祭祀摆脱了负面因素,而更多地发挥敬畏上天,敬奉祖先,团结族人,形成价值共识的正面作用。而礼的形式,尤其是仪式,对民众有着重要的心理作用,即所谓“祭神如神在”。当人们身处礼仪之中,就会受到一种气氛的感染,就会产生与周围人群的精神共鸣,仿佛祭主,无论是天还是祖先现身,人们也会力图在这种氛围中洁净自己的精神,遵循公正的价值。中国的汉族每年一般有四次祭祖,年复一年,代复一代,人们会形成一种准本能的内在文化精神,也会对人的基因产生影响。

当然,民间的礼早在儒家诞生之前就长久存在,但商周之际发展起来的儒家传统对礼产生了强化和扩展的作用。如前所述,儒家起源于民间,熟知民间的礼,这些礼本来就是从民众中间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儒家把它们记录和汇集起来,加工整理并反哺民间,显然是借用了孟子所说的四善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把人性中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对抗人性中的缺陷,暴力与纵欲。而在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上,定居农业使家庭更为稳定,更容易形成成熟的家庭秩序和乡规民约,也就更容易接受以礼为基础的儒家教化。礼既然是从民间来的,也就不是外在的规则强加于民众,也就更为有效和易于实施。

在民间礼的基础上,儒家进行了思考和提炼,抽象出了道德价值,如义,仁,天,道等。基于当时中国人的特点,基于儒家的取向,儒家经典中较少有“不可杀人”的戒律,因为可能是无需这样表达,而是正面表达要爱其他人,爱其他生命,如“天地之大德曰生”,“仁者爱人”。而“仁”,包含了“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含义,都是要约束和克制自己,目的是不要伤害别人或侵犯别人的利益,行为标准就是遵从礼。

尽管在国家层面,儒家传统并不是始终是主流意识形态,有时道家或佛家会占上风,但是在民间,由于儒家以民间的礼为价值源泉,又强调礼在民间的行为规范作用,儒家在民间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从商到周数百年的驯化与熏陶,已使周朝人,从平民到贵族,形成了视暴力为凶残,视纵欲为羞耻的主流文化价值。例如,在前述春秋时仅有的两例人祭发生时,都遭到了当时国内外的谴责,宋司马子鱼评论宋襄公使郑文公杀鄫子时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鲁藏武仲评季平子杀莒俘以祭时说:“鲁无义。”(转引自周兴,1994)说明这仅有的两起人祭案例在当时就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的例外。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是对诱导人祭人殉的人俑的强烈谴责,当然人祭就更要不得。

在两性关系上,中国民间的礼与儒家传统造就了汉民族相对节制的两性关系,即使是正常的两性感情也多采取比较含蓄的表达,形成了世界上最稳定和成熟的家庭制度。两千多年来,家庭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构成了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基础。强奸、乱伦、乱交以至兽交行为,都会遭到普遍的谴责,纵欲的缺陷总体上得到了抑制。

据一些学者的估计,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暴力倾向大大降低。如在两万多年前到6000多年前之间,人类的暴力死亡率约在10~20%之间,而到了西元前的最后1000年的末期,这一比例显著降到了2~5%(见下图)。有些人将这一结果归因于其它因素,在我看来,这恰是轴心时代以来高级宗教或类宗教传统发展,并驯化了人类的结果。正是在西元前1000年到西元0年这一段时间,出现了轴心时代,犹太教的经典《摩西五经》已基本完成,为基督教的诞生做好了准备;儒家经典,如《诗经》,《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和《孟子》等都已完备,经过春秋战国的崛起过程,到了汉代已成文化主流。

从公元前10000年到2013年的暴力死亡率

资料来源:莫里斯,2015,第481页。

以上就是以基督教和儒家为例,粗略地讨论了宗教驯化人类的形式与过程,我们也从中发现驯化人类的不同形式。这也恰恰构成了不同文明的特性。由于上古中国社会成长于规模很大的定居农业区域,人们之间交往的频率和稳定性较高,会较快形成礼的体系,并能成为有效的社会规则,所以儒家更倾向于激发人内心的善端,以此来克服人的缺陷,更多地采取讲道理的方式让人们接受道德价值。而上古时期的希腊和罗马,希腊半岛和亚平宁半岛的空间相对狭小,半农半牧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较为发达的海外贸易,使得家庭关系不够稳定,习俗的形成较慢和缺乏规则性的效果,因而在希腊和罗马本土上并没有发展出抑制人类缺陷的宗教传统,只有等到有着严格规则和有效手段的基督教这剂“猛药”的到来,用超越于人间习俗的宗教戒律,通过人内心的宗教感来产生作用。

本文关于宗教驯化人类的假说只是提出了一个大概的轮廓,在这个轮廓下,还有很多问题,如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看到暴力和纵欲倾向仍在一些人类个体身上明显复发;宗教在驯化人类的过程中也难免走过了头,压抑了人类的正常欲望,也就压制了与之相关的艺术与科学的创造性。这些都是应该承认的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有人会指出,宗教并没有真正压制住人类的暴力基因,只是改变了形式,从社会内的个体间的暴力转变为国家间,民族间,甚至文化间的大规模暴力冲突。当然,这更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正是笔者要继续讨论的问题。

参考文献:

Robert L. Cieri, Steven E. Churchill, Robert G. Franciscus, Jingzhi Tan, and Brian Hare,”Craniofacial Feminization, Social Tolerance, and the Origins of Behavioral Modernity”,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55, No. 4 (August 2014), pp. 419-443.

阿姆斯特朗,《轴心时代》,海南出版社,2010;

奥古斯丁,《论原罪与恩典》,商务印书馆,2016。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商务印书馆,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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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硕,“周公传——周灭商与华夏新生”,微信公众号《叙拉古之惑》,2017年7月3日。

莫里斯,《战争》,中信出版社,2015。

王元朝,“人祭习俗商盛周衰原因新探”,《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张岩,“人性与文明:基于经验的人类史观”,《中评网》,2016年12月23日。

周兴,“宋襄公用人祭原因辨析”,《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2期。

古典文献:

《旧约》;

《论语》;

《尚书》;

《史记》;

《说文解字》;

《新约》;

《荀子》。

(原载于《学术界》2018年12期)

作者: flourish378

经济学家,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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