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永远不能认识全部自发秩序，但可以通过对习俗和惯例的观察部分认识自发秩序。即使不能认识自发秩序，人们已经在不自觉地借用自发秩序，却还不自知。既然不能全部认识，也就不能全面计算。一旦实行计划经济，就废弃了原来默认的自发秩序，而这是计划所不能模拟的。计算机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它是没有肉身的，因而不是一个效用发生器，它的有关效用的数据还要靠外面输入，因而还有时滞和输入真实性问题。计划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它只能计划已知的东西，不能计划未知的东西。而创新就是意外惊喜，就是发现以前未知的东西。“计划创新”就是个荒诞的词，就是计划自己不知道的东西。
这是我在2017年7 月30日下午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
盛按：我昨天驾车沿京港澳高速途经郑州附近时，看到沿途不少人在拉着行李箱徒步行走。上网一看才知道是富士康的员工因企业无力“防疫”而离开。这是一个重要的警示，说明现有过度防疫无法兼顾现代高效率的生产。富士康无法做到生产防疫两不误恰恰证明它是一个分工细密、衔接紧凑、高速运转的企业，没有冗余人员来做政府额外强加的事情。反过来说，这又一次证明了过度防疫会深深伤害中国企业的正常运行。富士康事件只是一个个案，它反映了一大批类似富士康高效的企业无法在现有过度防疫下长期生存。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企业要么退出大陆中国，要么无法达到过度防疫的要求。（2022年10月31日）
大陆中国的过度防疫政策在中近期的弊害，我已经著文多方论述（盛洪，2021，2022）。所谓“中近期”，是指三五年。这已经足以对大陆中国造成巨大损毁。几天一核酸的“防疫厘金”使国内经济遭到窒息，隔离10天的“防疫关税”使国际分工被迫重组，大陆中国不可逆地失去大量市场。三年时间，就可以毁掉此前十年积累的发展成果，更会造成今后不止十年的信心丧失。
可是，我们仍看不到过度防疫政策的松动。按照它的“动态清零”的逻辑，就是随时发现病毒传染，随时采取隔离等措施（无疑是极大地扩大化了的）将之消除，但是一直没有该措施奏效的显著标志，即逐渐走向完全清零，并在达到目标时停止实施这一防疫政策。按照它的逻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一过度防疫政策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防疫政策背道而驰。它们基本上是认为奥密克戎的毒性已经很低，病死率在1‰以下，轻于流感，因而取消防疫管制，并宣布疫情结束。这样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就会有许多人携带病毒，与大陆中国的情况大不一样。如果大陆中国还要保持与其它国家的正常交往，就不可避免地会使病毒渗透到国内。另一方面，过度防疫实践也不能证明它能消除“本土”病例，因为它所依赖的“防疫”工具——各级行政部门不仅会人为制造聚集和接触，还会系统性地推卸责任和隐瞒病例。而防疫当局都不能证明过度防疫使病毒明显且持续变少了，所以大陆中国的所谓“动态清零”就不会结束。
我当然不相信这一过度防疫政策能够长久存在，但也不相信它会按照它的逻辑结束（因为那样就结束不了），我坚信它会按照正常的逻辑被结束。什么时候？这要看“正常的逻辑”什么时候能够回到决策程序。然而我现在仍然假设，如果这一过度防疫政策长期坚持下来了，比如十年，100年，1000年，或者无限长，那将会怎样？
大陆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是这个大网络上的一个小网络。它的效率完全依赖于它与这个大网络的互联互通。道理很简单。首先是斯密定理，即“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意思是说，分工的细密程度受市场规模大小的影响。例如村子里的修鞋匠靠这个村子的市场可能不能养活自己，但当他把市场扩大到一乡的范围，他就可以专业地修鞋了。大陆中国本身已经很大了，但与世界市场比，还是较小市场，如果通过“防疫关税”与世界市场脱钩，除了直接失去市场，还会降低专业化分工程度。如果再通过“防疫厘金”将大陆中国市场划小，则专业化分工程度就会进一步下降。这在短期是看不出来的，但以十年计，累积效应就会显现。如果大陆中国因过度防疫与世界市场脱钩十年，国内市场分割为多个小的区域，专业化分工程度就会明显下降。而如斯密所说，专业化分工是生产效率极大提高的主要原因。专业化分工程度下降意味着效率下降，竞争力下降。
还有就是市场网络外部性。按照定义，市场网络外部性就是网络交易数量的增加会大大快于网络节点的增加。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小网络要从大网络上脱钩，就会有一个反过程，交易数量会随着脱钩更快地下降。而交易数量会直接反映在交易红利上。交易数量下降，交易红利减少。而达成的交易是产品的价值实现，交易的减少反过来会影响生产。市场萎缩，即使产品质量和技术不比别人差也是枉然。如果大陆中国的市场网络与世界市场网络脱钩十年，将对大陆中国的生产体系产生摧毁性影响。
有人说，不直接与人接触，通过互联网也可以沟通信息，进行信息产品的交易，在网上销售产品。这当然会缓解大陆中国在物理上与世界市场脱钩的冲击，但仍不能与人与人直接接触的交易相比。早在互联网兴起之初就有人研究得出结论说，一次见面等于四个电子邮件。考虑到信息深度和丰富性，恐怕还不止于此。更何况信任是建立在互相熟识的基础上的。现在大陆中国由于过度防疫已经使许多交易不能面对面了，这在短期内还看不出明显的负面效果，如在2020年以来，大陆中国的国际贸易总额还是继续增长，但这主要是靠疫情前交易的惯性，并且在其它国家采取防疫管制措施以后，中国在短期内能够提供大量防疫物资及其它货物。然而从2022年下半年以后，许多国家陆续解除防疫管制，进出境完全自由，则会产生与大陆中国防疫政策的显著区别。有无防疫管制导致的人员流动成本的不同，人们会倾向于选择没有防疫管制的国家出入。这种脱钩的后果将会在以后几年逐渐显现。如果过度防疫政策坚持十年，则“防疫式脱钩”的国家所产生的“市场范围缩小”和“小网络脱离大网络”的恶果将会很明显。
以上还只是物质上的损失，大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会被长时间的过度防疫所扭曲或摧折。对武汉3179个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在过度防疫常态化期间他们有22.4%的人焦虑，35.4%的人抑郁（汪媛等，2021）。如果时间长至十年，患焦虑症或抑郁症的比例会高出许多。而焦虑和抑郁是环境不稳定，恐惧普遍化的结果。在这种心理状态下，人们不可能专心致志地进行科技创新和艺术创造，致使大陆中国成为一个精神沉闷的地区，更少有对世界在科技和文化上的贡献。
更普遍地，大陆中国人中的许多人会患有“出门恐惧症”，“核酸强迫症”，“红色过敏症”和“外人排斥症”等症状，严重偏离正常人的心理和行为。由于长时间担心“出去就回不来”，当人们一想起要出门时，就莫名恐惧。由于长时间隔几天就要被迫检测核酸，久而久之习惯于此，他们每隔三五天就自动到类似核酸点去排队。由于长期以来健康码一旦变红，就会寸步难行，所以对红色的东西敏感。由于长时间害怕被感染上，所以看到不认识的陌生人就怀疑他是只“羊”，对外人的拒绝、怀疑和憎恨会潜移默化地形成心理定势。而这些不正常的心理扭曲是对正常人格的损害，使他们变得怯懦、猜疑和排外，而勇敢、自信和友好的人格才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人性基础。
现在再假设，过度防疫政策坚持了100年或更长时间。这首先会使慢变量，如学术和文化的恶化变得显著。想象一下，这个世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不管有多少国家，人们之间交往不需要有“防疫关税”，而另一个部分是有“防疫关税”的。那个没有“防疫关税”的部分中，国家间的交流没有障碍，它们逐渐地成为关系更为紧密的一体化世界，而有“防疫关税”的部分却与这另一个世界疏远与隔离。那个一体化的世界不仅经济受益于大的世界市场网络，而且在学术和文化上也受益于它们之间的频繁交流。而这个因“防疫”借口而闭关锁国的部分，实现了信息的自我封闭。没有充分的信息交流，在高科技方面就缺少激发创新的资源，从而不可能在关门的情况下赶超领先国家。一百年的时间，也使世界上这两个部分形成明显两个不同的文化。那个没有“防疫关税”的部分中，由于存在多种不同文化，同时又没有交流障碍，可能会产生出多种文化融合的新的文化，这种文化更具一般性，更有涵盖力，更有宽容性；而有“防疫关税”的部分，则因为缺少文化多样性及不能与外界进行有效的文化交流，而使文化缺少创新力和开放性。
这时大陆中国的国民已与其它国家的国民不是同一种人了。大陆中国的国民因为长期过度防疫措施，大多还是没有被新冠病毒感染的“干净人”，而其它国家，因为早已不设防了，几乎每个人或其祖先已经被传染过病毒，并且产生了抗体，或者说，已经实现了群体免疫，并且有可能将这种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力内化为基因，遗传下来，作为他们的后代，不管是否被传染过，已经有了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力。在这时，相对于世界其它地区，大陆中国人处于很类似于欧洲殖民者进入美洲前印第安人的情境中，他们没有得过旧大陆的传染病，如鼠疫，天花，疟疾，黄热病等，因而一遇到传染，就缺少免疫力和治疗经验，导致大量死亡。据资料，印第安人在1616~1619年北美新英格兰地区一场鼠疫流行病中的死亡率约为 88%到99%不等（丁见民，2018）。据说欧洲殖民者还利用这一差异，故意将病毒传给印第安人。不管这一传说是否真实，也不管病毒传播是否有意，关键是印第安人没有对旧大陆疾病的免疫力。
而这种免疫力是经过长时间的群体免疫才内化为基因，遗传学家说，“在过去，麻疹、天花、班疹、伤寒、流感、梅毒、水痘等大规模的传染病给我们先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在我们的基因里留下了它们的印记。促使基因产生突变，以增强抗病能力。”（马特 ∙ 里德利，2015，第179页）同样，如果大陆中国的现有过度防疫政策真会持续上百年，也会造成大陆中国人与世界其它地方的人在基因上的不同。那些人经过群体免疫，并经数代人的时间形成了对抗新冠病毒的抵抗力，而大陆中国人则无。即使如防疫当局所说，新冠病毒是一种很危险的致命病毒，它的过度防疫减少了因新冠肺炎的死亡，而因使大多数人没有受到传染，却造成了大陆中国人没有对奥密克戎的免疫力。当没有免疫力的大陆中国人与其他人接触时，无论如何，前者必处于劣势。如果为了避免大陆中国人被传染新冠病毒，当局就只能继续“闭关防疫”，但这只能延缓问题，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延迟的时间越长，累积的问题越严重。
更何况，这一过度防疫所防的是一种现在看来很轻的疾病病毒，受到传染并不是什么大事，只要好好休息即可痊愈。而且会因此形成免疫力。根本不需要过度防疫。而防疫当局用来吓唬民众的奥密克戎 BF .7亚分支（仲音，2022），据专家说 “致病力没有明显增强”（彭瑶，2022）。即使这种病毒在以后有可能变得更有毒性，那么现在放开正是一个很好的窗口期，在这时形成群体免疫，又无太大的疾病伤亡，何乐而不为？
再假设，过度防疫无限长……直到人类消失。用上帝之眼来看，人类没有了，病毒还在。这很自然，因为在人类诞生之前很久很久，约有40亿年，病毒就已经存在了。可以想见，在人类消失以后很长时间，病毒也仍将存在。这是因为，病毒能在极端的环境下生存，而人类不能。人类对环境的要求很苛刻。在人类无法忍受的极冷或极热的环境下，病毒都可以生存。因而，从这一逻辑出发，人类不可能消灭病毒，因为若要完全消灭病毒，就要消灭病毒生存的环境，而人类要使环境变得病毒不适宜生存，在远没有达到这一点之前，自己就先消失了。过度防疫刚实行不到三年，就已经破坏人的生存条件。但病毒还在。人类所能做的，只能是对有害病毒加以限制，或通过改变自身增强免疫力，与病毒保持适当的并存。把清零病毒当作目标，虽然防疫当局会觉得自己很“伟大”，在生物史中这显得渺小又徒劳。
参考文献
丁见民，“外来传染病与美国历史早期印第安人人口的削减” 《世界历史》，2018年第 1期。
马特 ∙ 里德利，《基因组：人类自传》，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
彭瑶，“奥密克戎BF.7亚分支致病力有何变化？新冠肺炎后遗症有何症状？专家答疑”，《中国网》，“健康中国”， 2022年10月14日。
盛洪，“‘清零’迷误”，《Forget-talk Hill Study 》，2022年4月15日。
盛洪，“不能用故意致死来防疫”，《盛洪教授》，2022年3月31日；
盛洪，“毒甚病毒”，《Forget-talk Hill Study 》，2022年5月23日；
盛洪，“防疫型脱钩的模拟推演”，《盛洪教授》，2022年6月7日；
盛洪，“几种防疫模式的模拟比较”，《盛洪教授》，2022年5月5日；
盛洪，“如何结束过度防疫？”，《盛洪教授》，2022年8月1日。
汪媛， 陈秋红， 赵会鹏， 刘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武汉地区大学生心理状况”，《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1,029(005) 。
仲音，“‘躺平’不可取，‘躺赢’不可能”，《人民日报》，2022年10月13日。
2022年10月21日于五木书斋
亿年水精心，万载石有魂；
造化超凡艺，天生致美神。
随着系统规模的增大，系统复杂度也不断增大。这时一种解决办法就是让其中的子系统或个体自治。自治的意思就是自己决定自己的行为，并承担后果。这需要有自由意志，需要有相应理性。当众多个体都自治了，中央控制当局就无需决定他们的行为了，其复杂度就会降低。这种自治的模式也就是市场的模式。自治的个体要比没有自治的个体更有理性，他们之间非目的的重复互动会形成价格体系或其它惯例，价格体系及其它惯例又反过来会简化人们的计算，使分散个体分别作出的决策合成一个有效的结果成为可能。在大陆中国，曾经的计划经济是靠极大减少商品的花色品种，降低计算复杂度，带来短缺和过剩，辅以排队和票证，才勉强实行的。计划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灾难。
这是我于2017年7月30日下午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
盛按：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伯南克等三人，表彰他们在“危机经济学”和“银行经济学”方面的贡献。一看内容似无惊人新意。已有凯恩斯经济学大框架在先，对银行在危机时所起的加速收缩货币供给的作用，似乎早已是经济学界的通识。伯南克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时挽救危机的果断之举，其前任格林斯潘似已实行过。有意思的是，他们着重研究的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学者普遍关注的经典案例，我也关注过，并分别各写了一篇论文。我并没有意识到它们是我的“危机经济学”，我更愿意冠之以“制度经济学”。现将这篇“美国金融危机的制度原因”发在此，凑一下诺奖的热闹。（2022年10月19日）
摘要：从2007年底开始的美国金融危机，揭示了在金融领域存在着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金融经济学的方法，参照对赌博风险的分析，发现由于人的寿命和财富有限，当金融产品的风险概率过高时，就会出现一种人们普遍接受的“亏损均衡”。又由于金融产品的创新和生产不受实际物质成本的约束，金融产品的风险概率也越来越高，并且交易量也大幅度上升。这从供求两个方面推动金融产品的风险水平和规模越过安全的边界。而旨在降低风险概率的金融创新又会在社会层次上提高风险水平。在美国现有的政治结构下，华尔街金融集团因财富的集中而获得更强的游说能力，以致国会无法通过有效制约华尔街的法案；又由于民众意愿的影响，行政部门、立法机关和中央银行都倾向于实施扩张的宏观政策并鼓励消费信贷，又进一步削弱了社会的谨慎文化；最后使得高风险的金融产品大行其道，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在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似乎是一连串错误累加的结果，而且根据现在对市场制度和美国政治结构的理解，每个错误似乎可以避免。然而金融危机终究发生了。这使我们有理由问下面的问题，并且寻求答案：
本文试图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回答这些问题。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金融产品的风险，我们引进更为典型的有关风险的人类行为——赌博。赌博与投资的共同特点是具有不确定性。赌博就是作出一个其结果不确定的选择，然后接受由“命运”支配或随机出现的结果。金融产品的价格会因各种因素而波动，除了经济和产业发展的长期趋势还有可能把握外，由于因素过于复杂，人们不可能预测中短期内的价格波动。甚至“市场有效性”理论指出，正是这种不可预测的波动本身是市场有效的重要标志，它意味着市场价格把各种有关供求变动的因素全都吸纳了进来，而任何一个个人都不可能知道这全部的信息。因而在购买某一金融产品时，一个人并不知道在下一刻该产品的价格会上升还是下降，他实际上是在“赌价格”。这与买彩票没有什么区别[1]。
投资与赌博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的不确定性具有同一性质，即是所谓的“风险”。富兰克•奈特将“风险”定义为，人们预知其概率分布的不确定性；而将不知其概率分布的不确定性称为“真正的不确定性”（2005，第172页）。因此，所谓风险的高低，并不是有关不确定性的信息多少，而是人预知的风险概率的高低。
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投资，风险投资，高风险的金融产品和赌博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种风险，即预知概率分布的不确定性。赌博是一种标准的风险，如果只赌骰子的一面，其胜率是1/6。而投资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其风险不只是像骰子那样只有一维。因此人们对投资风险的概率分布的“预知”不像赌博那样容易。对于一个资产的投资，一般是根据相同资产的市场价格以及历史中积累的成败比率数据预估其风险概率的；金融工程的主要作用，就是根据历史数据和当下相关市场价格对金融衍生产品定价，而这一定价反映了该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概率。不同的投资和赌博的唯一不同，就是不确定的概率分布不同，即风险程度不同。所谓风险高，就是成功率低的意思。
一个有关投资或赌博的一般规则是，无论风险有多高，剔除时间因素，人们的期望收益至少要大于投资，或者说，期望收益率（期望收益/投资）至少要大于1。期望收益等于成功率乘以一旦成功的回报。在大多数情况下，稳定的投资或赌博形式的期望收益率就在1附近。这是因为，人们不可能选择少于1的期望收益率，而当出现期望收益率大于1的投资形式时，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参与投资，由于某一投资形式的项目数量是有限的，人们要支付因机会稀缺形成的“租金”，最终会使期望收益率降至1。这说明，无论人们投资于风险多高的项目，其行为都是理性的，并没有奇怪之处。
按照金融学的理论，我们可以用收益波动的标准差来定量描述风险程度。这种标准差的度量可以直接与赌博中的胜率（或风险概率）相关联。一种赌博的胜率越低（或风险概率越高），一个参与者的收益的波动幅度越大，从而标准差越大。见下图。这意味着，一个博弈者越有可能亏损，而不是赚钱；并且越有可能亏损得更多。金融学理论的一般结论是，在期望收益（均值）相同的几种金融产品中，标准差越小即风险越小的金融产品越有价值（勒威，和萨纳特，1997，第243~273页）。
图1 几种赌博的标准差
说明：游戏规则是，每人每次押1元钱，共N人，在这里，N=2，6，50，100，200，500。中奖概率为1/N，一旦中奖的收益为N，期望收益为0。本模型采用EXCEL程序，用随机发生函数模拟掷硬币，掷骰子，或摇奖。每次游戏共掷或摇254次。上图是这几种博弈形式的某一次游戏结果。
那么，为什么人们愿意进行高风险的投资甚至赌博呢？回答是，一旦投资成功或赌赢，其回报能抵偿成功率低的损失，使其至少可以补偿投资。例如，如果赌博的成功率是1/6的话，那么只要回报是每次下赌的6倍，就足以诱使人们参加这一赌博。实际上，人类的绝大多数投资和赌博都具有这样的性质。假定我们预知一个高科技企业的成功率约20%，只要我们预期一旦成功就会获得这一投资5倍以上的回报，就有人愿意进行这样的投资。一种高风险的金融产品——期权的设计也是如此。期权的价格是根据标的金融产品的价格历史信息，按高于或低于执行价格的价格出现的累积概率来定价的。一般来说，超出某一种执行价格的价格越是不可能出现，其期权价格越低（约翰·赫尔，1997，第221~260页）。赌博一般是严格按照这一规则设计的。从两个人赌硬币两面，到成千上万的人买彩票，其特点是，赌赢的回报依参加赌博的人数增加而增加，而赌赢的概率则又严格依照参加赌博的人数增加而减少。
在风险程度较低的情况下，投资或赌博的实际结果会接近于期望收益。如在掷硬币的一赔二的情况下，一般的结果是两人接近平分秋色；长期投资于一只传统企业的股票，实际收益接近于期望收益，即该投资的无风险利率。
然而，随着风险程度的增加，对每一个个人或机构来说，投资或赌博的实际收益更有可能低于期望收益，即产生亏损。这是因为，第一，每个人的寿命是有限的，而当风险大到一定程度，或者说成功率小到一定程度，一个人在有生之年就更不可能有幸获得成功。例如一个彩票中大奖的概率是一百万分之一，如果一个人寿命无限，并持之以恒地购买这一彩票，终有一天会中奖的；然而如果他的寿命只有90岁，他从20岁起每天都买彩票，他也只能买25550次彩票，他中奖的概率也只有2.5%。因而在实际中，绝大多数买彩票的人是终生没有中过大奖的。
第二，即使是在有生之年中，人们也要受到可用于投资的财富的限制。一旦手中的钱财耗尽，一个人就要退出投资或赌博游戏。很多人都是因为赌资用完而离开赌场，一旦离开，原来估计的风险概率（即1—胜率）就会发生变化。如果他赌得大胜的概率是1/100，但在第50次下赌后就弹尽粮绝，他实际上的胜率就变成了1/200。如果预期大胜的回报是赌资的100倍，这时的实际的期望收益率则为0.5，低于1，即出现亏损。
人们一般知道这种风险概率越高，越有可能亏损的性质。人们在经验中也知道寿命有限和财富有限的性质。他们会将其考虑进来。例如一般只有富人才进行风险投资，他们的巨额财富保证他们经得起若干例投资失败。中国传统中比较成熟和稳定的家族禁止赌博，他们知道赌博的实际收益要低于期望收益。绝大多数人严格地区分赌博和投资。比如他们用较少的钱去买彩票，用较多的钱买股票。在市场中，人们也多考虑“风险溢价”，即对他们所冒的风险进行补偿，对风险较大的金融产品要求较高的期望收益。
只是在任何一个时点，人们的期望收益不受寿命和财富的限制，如在每一次赌博中的风险概率或胜率，与赌博作为一个完整系列的事实的风险概率或胜率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在这一次赌博中当下计算的期望收益是理性的，也可以说他们是花钱买一种发大财的可能性，只是因寿命和财富有限，实际上存在着期望收益与实际收益的差距。即使有着风险溢价的修正，人们在投资于较高风险的金融产品时选择其中期望收益较高的品种，但只要寿命和财富有限，就可能带来实际收益低于无风险的期望收益的结果[2]。
以往认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不会容忍亏损，这种判断是有问题的。只是由于经济学教科书对人的假定，形成了我们今天讨论问题的一个定式，认为既然人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就不会作出使自己受损的决定来。突破这个思维死角，我们就会发现，这一论断并非总是正确的。上述讨论说明事实并非如此。一个经济人的投资或赌博的决策是根据对期望收益的判断理性地作出的，但这种决策会随着风险概率的增加而导致实际收益低于期望收益，即亏损状态。大多数人会接受这一结果。绝大多数买彩票的人一辈子没有中过大奖，也是无怨无悔的。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表达就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是可以接受导致亏损的选择，这种情况，我们可称之为“亏损均衡”。
这一结论有着非常重要的含义，即理性的经济人不会自动拒绝导致自己亏损的选择，从整个社会来看，这会导致无效率的结果。尽管几乎所有的投资和赌博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易，他们的输赢，剔除时间因素，是零和博弈。但从整个社会角度看，如果风险相当大，结果是负和。这是因为，风险越大的投资或赌博，其产生的财富分配差距越大，例如1赔100的赌博要比1赔50 的赌博的财富分配差距更大[3]。赢者对钱的边际效用将会随着收益的增大而降低。
并且，如前所述，在即定时间内，风险概率越高，一个人出现的亏损甚至输光的可能性越大；从整个社会看，亏损甚至输光的人数比例越大。尤其是输得血本无归的人的比例随着风险概率的增加而显著增加。也可以说，随着风险概率的增加，亏损的人的比例会逐渐增加，但输光的人的比例会迅速增加；即每个亏损的人的亏损程度会增加。见下图。
图2 几种赌博的亏损比例和输光比例
说明：此一游戏规则与上图同。“亏损”的定义是，博弈者的总收入低于平均水平，即0元。“输光”的定义是，博弈者每次都押上1元，但没有一次中奖。在本游戏中，一共亏损了254元。
在美国的现实中，近几十年来的金融创新的基本方向，就是创造出一些风险概率更高的金融产品。如金融衍生产品——期货和期权。根据期货和期权的特性可知，购买一种金融产品的期货或期权，只需支付相当于该标的金融产品价格的若干分之一，到期履约时，可能会全部赔掉先期的支付，这使得进行期货或期权的交易的收入波动大于标的金融产品。期货和期权显然是比其标的金融产品风险概率更高的金融产品，当期货和期权交易量大幅度增加以后，就必然带来风险概率增加导致的社会变化，即亏损人数和亏损程度增加。
当这种比较广泛的亏损情况出现，加上输者的亏损相当严重，影响到他们的消费支出时，甚至最后导致他们无法支付债务时，就会造成大量的、一系列的债务链条断裂，产生一个相当于该社会货币乘数的货币收缩。
我们可以想象，在社会中存在着一个“最佳”风险概率，在这一水平上，投资或赌博都不会导致使人无法支付债务或显著影响其支出水平的结果。低于这一水平，就有可能存在着有些可盈利的投资项目没人投资，而高于这一水平，则会导致债务危机以及通货紧缩。而这一最佳水平，是不能通过每一个个人的理性判断，即成本不能大于收益的判断来实现的。换句话说，在假定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且在市场制度条件下，一个社会不能保证其选择的风险概率正好停在“最佳”水平上。这可以被称作“有关风险的市场失灵”。
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企业为了追求利润不得不不断地开发新的物质产品和服务，在满足人们新的效用的同时，增加自己的收入。这减缓了整个社会受边际效用递减的影响、而产生的物质资产价值递减的速度。
然而，对新的物质产品与服务的生产与消费仍受到来自需求和成本两方面的限制。一方面，人们会受到收入的约束而买不起新产品或服务。另一方面，物质产品的生产和开发都要受到物质资源和技术的制约，总而言之是成本的制约。无论是开发新产品，还是生产新产品，都要有一定的成本。如果将开发产品的成本视为固定费用，将生产产品的成本视为变动费用即边际成本，当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用的这一点上，总成本大于总收益时，即专利收入不足以补偿研发费用时，新产品就不可行。
为了解决对新产品的需求问题，金融产业创造了住房抵押贷款，汽车信贷等消费信贷类的金融产品。这使得从整个社会来看，需求在增长。这种增长的主要原因是（1）提前消费；（2）消费新的物质产品；（3）间接地，因此产生的收入增长。这同时也为生产这些消费品的企业提供了市场空间，造就了这些企业的市场价值。由于这些产业规模巨大而不能仅靠内部融资，金融产业创造了股票和公司债券等金融产品为它们提供了货币。
但是新的物质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和生产仍然无法绕过成本约束。金融创新产生的对物质产品的需求的增长也终究既要受到收入方面的限制，也要受到成本方面的限制，即对新产品和服务开发的限制。而对实物投资的需求受到相应的消费品需求的制约，其增长也会受到约束。
在另一方面，当金融机构为消费与实物投资提供融资时，也创造了有独立投资价值的金融产品。除了对实质经济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外，这些金融产品包括再融资和衍生产品。一个金融机构的收入来源是出售金融产品。当传统的金融产品市场已经饱和后，收入的增长要依赖于新的金融产品的推出。与物质产品一样，一个新产品会带来新的市场需求；从而新产品的不断涌现意味着市场的不断扩展，一个企业才能不断地发展壮大。
与开发新的物质产品的情形不同，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就相对容易得多。尽管也有对其经济合理性和合约条款的研究设计，但终究不受物质资源和技术的约束，从而开发成本和生产成本都很低。这就使得金融产品理论上可以层出不穷。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并不依赖于现实的资产和企业，只依赖于已有的金融产品，其开发成本和生产成本就更低。一些经济学家开发出来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定价公式，实际上是根据历史数据求得特定产品的风险概率后给出价格，大大降低了定价的交易费用，极大地促进了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
更为重要的是，金融产品的期望收益没有一个物理的、心理的或技术上的限制。我们在上一节讨论过，风险水平的提高可以不影响一个金融产品的期望收益。因为风险概率的提高或胜率的降低可以用高的成功回报来补偿，最后使得期望收益不变。因而，金融机构只需将金融产品的风险概率不断提高，只要提高回报率以维持期望收益率不低于1，就可以不断推出新的金融产品。当风险概率为50%的金融产品的市场饱和后，可以推出风险概率为51%的产品。例如提高利率以出售风险更高的债券。
我们也已证明，人们可以理性地接受高风险的金融产品，即使这会导致他们亏损。所以从整个社会来看，金融产品会沿着从低到高的风险水平而推陈出新。因为在实物投资的期望收益率因消费者的效用递减而不断下滑时，金融产品投资的期望收益率基本上是不变的。这导致了金融投资的比重不断增大，而实物投资的比重会不断减少。例如在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1947年的25.6%下降到2007年的11.7%；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从1947年的2.3%，上升为2007年的7.9%。见下图。
图3 美国金融业和制造业占GDP份额的变化（1947年~2007年）
数据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网站：http://www.bea.gov/
由于金融产品都或多或少具有货币性质，金融产业的发展，金融资产的增多，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的货币供给增加。金融产品的开发和生产虽然成本很低，但其包含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未来的收益权利则使其具有明显的机会成本意义上的成本含义，这也约束了人们对金融产品的需求。然而，由于金融产品创新的成本很低，金融产品越来越多样化，以及其交易费用越来越低，流动性越来越强，就能吸引人们将更多的钱用来购买金融产品。同时，由于金融创新导致的货币流动速度加快，增大了货币乘数，使得在既定基础货币条件下，货币供给总量增大，又增加了对金融产品的投入。
根据金融学，风险被定量地描述为金融产品价格波动的方差或标准差。在期望收益一定的情况下，方差或标准差越大，价格波动的幅度越大，风险也越大。从整个社会来看也是如此。在整个社会期望收益一定的情况下，高风险的金融产品越多，金融产品的风险越高，表现为整个社会的金融产品综合价格的波动幅度越大，整个社会的风险越高。当社会风险高过一定的程度时，整个社会就可能产生严重危机，走向萧条，或者动荡甚至崩溃。这是因为，一般的企业或个人能够承受较小的价格波动，价格下跌时的较小亏损，会被价格上涨时的相应盈余抵偿，从而没有破产之忧。而在价格波动幅度过大时，尤其是下跌幅度过大时，企业或个人就可能出现较大亏损，进而无法偿付债务，走向破产。在一个社会中，大量企业或个人破产，整个社会就会出现萧条。
图4 价格波动的标准差小和标准差大的示意图
从道·琼斯平均指数来看，从1929年到2008年，其价格的平均波动幅度（年标准差/年均值，按月计算），有着逐渐增大的趋势。见下图。在二十世纪30年代，最大的波动幅度为27.55%，40年代这一数字为43.63%，50年代为45.68%，60年代48.50%，70年代56.79%，90年代58.35%，二十一世纪10年代为60.56%。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社会的金融风险不断增大的趋向[4]。如果考虑到后来发展起来的大量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其收入波动幅度可能更大，从而进一步增大美国社会的风险。
图5 道琼斯平均价格指数的波动幅度（年均值/年标准差（按月），%，1929年至2008年）
当人的理性无法约束个人选择风险概率更高的投资，从而也无法阻止整个社会因此而效率降低，甚至走向萧条时，人的理性也无法阻止金融机构提供这些高风险的金融产品。所以无论从需求角度，还是从供给角度，都存在着风险领域的市场失灵，即市场制度无法阻止整个社会走向超过“最佳”风险水平的高风险投资。
尽管人们并不介意为购买发大财的可能性而亏损，但并不是所有的这种冒险都会带来个人收入大幅下降以致显著影响他的消费，或者无力偿还债务。例如，买彩票是一件风险概率很高的事情，但很少有人会因买彩票而破产。这是因为一般人投入到买彩票的钱与自己收入的比例相当低。买彩票的亏损不足以导致购买者收入大降或无力偿债。
导致收入大降或无力偿债的主要原因，是某一主体的“可投资金额”在冒险过程中全军覆没，无力再“享受”后面的成功概率。这与三个因素有关。第一是投资项目的风险概率或胜率；在这里，可称之为“单项风险概率”；第二是“可投资金额”；第三是每次投资或下注的金额占“可投资金额”的比例，我们这里称之为“下注比率”。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单项风险概率越高，或可投资金额越少，或下注比率越大，一个人越有可能受到财务上的重创，走向破产（具体可见下面三图）。其中“可投资金额”是指，一个人在自己财富范围内，或以其未来收入和资产作为保证和抵押获得的贷款，这些钱一旦损失并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
为简短地证明上述判断，我们继续使用前面的掷硬币模型和掷骰子模型。我们假定一个人对某一投资项目或赌博项目进行254次连续的投资，剔除时间因素，投资的期望收益率为1，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风险，即有时投资会没有回报。我们选择其中的一轮的连续投资或赌博。我们首先固定可投资金额（30元）和下注比率（1/30，或1元），掷硬币的单项风险概率为1/2即50%，掷骰子的单项风险概率为5/6即83.3%。当掷硬币时，每次的成功回报为2元，即2倍于每次投资金额；当掷骰子时，每次回报为6 元，即为每次投资金额的6倍。总金额为初始可投资金额在整个过程中随投资支出和获得的回报而随时调整。我们可以看到，在单项风险概率较高即在掷骰子的时候，总金额在其中的某一点（180）时降至零，其后为负数。这说明这个人在这时已无力再继续投资或赌博，他因耗尽资金而退出，如果他的可投资金额中的全部或部分是借款，他将无力偿还。这也进一步说明第一节中所说，虽然期望收益相同，但因单项风险概率较高，耗尽财富后无力再投资也将导致实际亏损。
而当单项风险概率降低，即在掷硬币时，虽然每次回报较少（2元），但在整个254次的过程中，总金额大多在10元以上，远没有破产之忧。见下图。
图6 不同的单项风险概率对应的总金额变动
我们再固定单项风险概率，即只选择掷硬币的方式，固定下注金额（1元），变动初始可投资金额（30元和15元）。我们可以看到，当可投资金额只有15元时，投资人在131次后就弹尽粮绝，已无偿债能力；而当投资金额为30元时，在整个过程中都还能保持手中有钱，不至没有翻本的资金，从而没有走向破产。见下图。
图7 不同初始可投资金额对应的总金额变动
我们再固定单项风险概率，即只选择掷硬币的方式；固定可投资金额（30元），变动下注比率（从1/30即1元到1/15即2元）。从下图可以看出，下注比率为1/30或1元时，可以保证在整个投资过程中不至走向破产，而下注比率为1/15或2元时，则免不了走向破产，即在第131次后变成了负数。
图8 不同下注比率对应的总金额的变动
可见，当人们的可投资总金额越少，下注比率越高时，即使风险概率较小，也有可能导致无力偿债及破产。当一个人用他的全部未来收益及购买的房产作担保和抵押向银行或房贷公司借款买房时，他相当于一次性将他的全部可投资金额投入，一旦出现一点风险，将会导致他无力偿债。
所以，从一个人或机构的财务平衡角度看，风险的含义是导致无力偿债和破产的风险，或称“破产风险概率”。导致这种风险的因素包括单项风险概率、可投资金额和下注比率。即：
破产风险概率 = F（风险概率，可投资金额，下注比率）
= 风险概率×下注金额/可投资金额
此式表示，破产风险概率与单项风险概率和下注比率成正比，与可投资金额成反比。其中，风险概率 = 1 — 胜率；下注金额 = 下注比率*可投资金额；由于可投资金额可以通过下注比率间接地反映，如当可投资金额变大时，在每次下注或投资金额不变的情况下，下注比率就会变小，于是上面的公式变为：
破产风险概率 = 单项风险概率×下注比率
在现实中，大多数人都知道这种对破产风险的综合判断。他们采取不同风险水平的投资策略，只是因为他们的风险偏好不同。在风险偏好既定的前提下，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心目中认可的破产风险概率。例如，某人认可的破产风险概率是5%，当单项风险概率是99%时，他的最高下注比率不能超过0.0505；当风险概率是10%时，最高下注比率可以是0.5；当单项风险概率是1%时，最高下注比率可以是5。大于1的下注比率意味着这个人可以通过借贷进行超过本人可用于投资的收入的投资。也就是说，当单项风险概率降低时，一个人很有可能调高他的下注比率。
从消费与投资都有“效用”来说，它们都是为了某种“回报”而投资。只是对消费投资的“回报”是“提前消费”，具有消费效用的时间价值，具体体现为无风险利率；投资的“回报”是对“推迟消费”的补偿，表现为对时间价值的补偿，具体体现为贴现率。投资是为未来而牺牲现在，消费则是为现在而牺牲未来。只要期望收益率为1就是值得的。由于提前消费是一种很硬的回报，并且是把“未来”变成“当下”，所以从消费效用角度看，通过借贷提前消费是一件风险极低的事情。一旦不能还款，只会失去当前消费，这在借款之前本来就不存在，并且由于有抵押品，即使其价格降到低于所欠的贷款，其风险也由贷款者承担。所以人们愿意为提前消费而“购买”货币，或“出售”一种叫作“借款”的金融资产。
如果借住宅抵押货款的人认可的破产风险概率是5%，而作为抵押物的住宅的价格上升和下降的概率都是50%，贷款机构向该人贷款的利率只要高于收取破产风险概率为0的人的利率的2.5%，即可能的违约率（5%）的一半，就可能实现期望收益为1。这本来是很低的，如果贷款人全部用自己的钱出借，即下注比率不超过1，就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正是由于风险概率较低，反而使人们认为可以借钱出借。
在现实中，正是这个原因，住宅抵押贷款又进行了再融资。富兰克•奈特指出，人们主要采取两种方法降低风险概率。一是“整合”，一是“专业化”（2005，第176页）。所谓整合，就是通过概率归类来减少不确定性,就是将同一类风险事物放在一起，使单一事物的风险变为一类事物的风险，把时间链条中的风险转变为空间并存的风险。这使得寿命有限和财富有限的人能够承担。将大量住宅抵押贷款归类，使其中单个违约事件不至于击垮单个出借人，而是变为整个住宅抵押贷款池中的一小部分，只影响全部收益的概率，单个出借人不会因此而遭重创。再进一步，以这一住宅抵押贷款池为基础发放证券，即证券化，就使得每一证券包含了所有抵押贷款的违约概率（或守约概率），同时可以使即定数量的可投资金额投资于更大范围的抵押贷款池中。这相当于降低了实际的单项风险概率。
比如，如果出借人有100万元可投资金额，他如果全部出借给住宅抵押借款人，住宅按其价值的100%做抵押，后者的违约概率是5%，房价下跌的概率是50%，假定跌到50万，一旦该借款人违约，房价又下跌，该出借人损失的概率就是100%，损失为50万元。他的实际风险概率就不是2.5%（5%*50%），而是大得多。如果他以购买住宅抵押贷款证券的形式进行投资，一旦有5%的人违约，此时房价又下跌，他的损失的概率只是5%，损失为2.5 万元。所以他的实际的单项风险概率降低了。
然而，实际的单项风险概率降低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的风险在降低。这是因为，人们判断风险的标准不是一项投资的风险概率，而是自己认可的破产风险概率，或称“破产风险概率标尺”。当实际单项风险概率降低以后，在即定的下注比率下，破产风险概率明显低于该人的破产风险概率标尺，他就会提高下注比率，最后使破产风险概率上升到其认可标尺附近。这很符合经验。当人们认为一项投资更有把握时，他们就会投入更多的钱。如果实际单项风险概率降得很低，下注比率就会提升得很高，甚至超过1，即借款投资。这使得再融资得到更快的发展。所以从整个社会来看，破产风险概率并没有降低。与归类整合和证券化之前不同的地方是，有更多的人拿出更多的资金投资于各种项目。一旦这些项目出现问题，影响面将会更大。
2007年底在美国开始的次贷危机，很大程度来源于这种全社会提高下注比率的现象。次级房屋抵押贷款证券的出现，以及对房贷的多次再融资，相当于大量银行机构提高了自己的下注比率，使其投入于次级房贷的资金大大多于传统意义上的银行资产（资本金加存款）。到2006年第四季度，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占住房贷款的比重已经从1999年的2%上升为15%；次级债规模从2000年的810亿美元迅速扩大为2006年的7329亿美元（次贷风波研究课题组，2008，第75~77页）。
一旦出现违约情况，再加上房价下跌，就会带来较高的破产风险概率，导致较多银行机构的严重亏损，甚至走向破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07年至2010年，美国和欧洲的金融机构因有毒资产和坏账带来的损失将达2.8万亿美元（IMF）。2007年和2008年间，有100多家有抵押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破产，其中包括许多大型金融机构如雷曼兄弟。花旗银行，美林集团，美国银行等银行界巨头遭到重创（次贷风波研究课题组，2008，第222~223页）
从总体来讲，一个社会的风险水平越高，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越大。例如，一个掷骰子（即只赌六面中的一面）的社会比一个玩1赔50赌博游戏的社会的收入更为平均。见下图。在这里，我们将掷骰子理解为风险较小的投资，而将1赔50游戏理解为风险较大的投资。
图9 不同风险程度的赌博游戏的基尼系数
说明：本图的基尼系数是在图1的模型基础上计算出来的。可以看出，除了掷硬币的基尼系数外，其它各种赌博游戏的基尼系数都是随着风险概率的提高而增加的。
在期望收益相同的情况下，风险越大，收益的波动幅度越大；赢者就会更富，而输者就会更穷；赢者（即富者）就会更少，而输者（即穷者）就会更多（见图2）。这在美国社会中得到了验证。近来人们在谈论“中产阶层消失”的问题了。当一个社会越来越多地推出和交易高风险金融产品时，整个社会的风险就越大，而其受益者则是金融部门的利益集团。这并不是说，他们在与其他人公平的竞争中，总是会在风险很大的金融游戏中获胜，而是说，他们利用高风险金融产品的特点，尽量让别人承担一旦失手的风险，而自己则扮演旱涝保收甚至以邻为壑的角色。
在包括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在内的金融机构内部，由于管理层的收入与其业绩挂钩，比较经常采用的方式有本公司的期权，还有年底根据当年业绩的奖金，他们不仅有动力开发或采用新的金融产品，而且倾向于更为冒险的策略。这在一方面因为，经过多年的发展，传统金融产品的需求已接近饱和，如果只固守原有金融产品，就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这对追求业绩的管理层也很不利。为了增加新的金融产品，就不得不接受风险较大的金融产品。另一方面，期权本身比传统金融产品，如股票，有更大波幅的盈亏变动，即因股票价格波动导致的期权盈亏会比股票盈亏更大，虽然股票与期权的期望收益是一样的，但金融机构管理层更喜欢收益波动更大的金融产品。
这首先是因为，金融机构推出更高风险的金融产品，最主要地并不是自己进行交易，而是让别人去交易，而自己只需坐收拥金。金融机构的业务员要做的，只是向公众推销高风险金融产品。推销的最好方法，就是突出高风险金融产品交易中，占较小比例的一旦获利所得到的高额收益的事例，而淡化和忽略占较大比例的亏损的事例。而一般民众的心理特点，也是更会被成功事件的高额收益所吸引，而没有把同时存在的大量亏损事例看作是这一较少成功事例所必然带来的陪衬。这种让公众付风险成本、而金融机构收取更多佣金的利益分配结构，只能激励金融机构创造和推销更多的风险更高的金融产品。
其次是因为，一旦盈利，管理层会获得更多的回报，而一旦亏损，则并不是由管理层来承担。实际上，他们基本上不承担亏损，绝大部分亏损由公司的股东承担（里德，2009，第95页）。管理层和操作团队之所以可以在与股东的讨价还价中获得有利于自己的合约安排，还是因为高风险本身的特点，即收益的标准差较大，一旦侥幸成功，盈利水平要大大高于较低风险的金融产品，而这必然是以更多的同类交易亏损为代价。
因而在金融界，总会有一些人侥幸成功并被神化，成为赚钱高手。但一般的基金投资者或投资银行股东并不知道这其中不过是概率在起作用，而竞相争聘这些所谓的“金融界高手”。由于风险越高，胜率越低，成功者越少，从而使这些高手炙手可热，增加了与股东的谈判实力，不仅被给予天文数字的年薪和奖励安排，而且经常免去他们对称的义务，如一旦亏损所要承担的责任。于是在华尔街就出现了高额固定年薪的聘用合约，业绩超过一定水平还要奖励，但不承担亏损责任。这种安排更激励了金融机构管理层推动风险更高的金融产品的研发和交易。
当高风险使财富向更少的公司和个人集中以后，市场中原来的均衡就被打破。金融新贵们挟持其巨额财富取得了更大的谈判力量，使得昔日的服务供应商向他们做出更大让步，甚至不惜为他们造假和说慌。例如证券评级机构就被证明有动力提高一些大金融机构发行的证券的信用等级（Noberg,2009, 62~63）。
金融交易所是进行金融产品交易的场所，坐收佣金是其主要收入形式。因而，交易所并不关心金融产品的风险程度如何，将会给交易者带来的亏损多少，而只关心交易量的大小。由于在世界上存在着不少互相竞争的交易所，又由于金融产品和货币的流动性很强，且又借助于现代计算机和网络工具，可以迅速地在各交易所间流动，所以一个交易所即使认识到高风险的金融产品可能会导致大量亏损，从而对社会产生负外部性，也不敢强化其对金融产品的管制。因为这样做就可能将交易者吓跑，减少本交易所的交易量，从而减少自己的收入。
所以，金融机构作为一个利益集团，会将金融产品向风险更高的方向发展看作是自己的整体利益。他们会在政治上保卫这一整体利益。在美国的代议制度下，利益集团对立法机关的游说是合法的。根据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人数较少而利益较大的利益集团更有动机、更有力量和更有可能去影响国会（1995）。如此看来，华尔街显然是美国最强势的利益集团之一。
尤其是，当整个社会的金融风险水平提高导致收入差距增大后，金融利益集团的游说动机和能力会进一步增强。这是因为，收入差距增大表现为更多收入向更少的人手中集中；按照奥尔森的理论，这意味着金融利益集团有着更大的利益和更少的人，平均每个人因游说成功而获得的收益就会更大，更有动力联合起来实行集体行动；由于人数更少，也就更容易联合起来。因此，根据奥尔森理论合乎逻辑的结果是，华尔街的金融利益集团的政治实力会随着金融风险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因而，在美国国会中，越来越难有加强金融管制、从而有损于华尔街利益集团的法案通过。不仅如此，还可能通过一些有利于这一集团的法案。如对收入已经奇高的对冲基金经 理的收入实行税收减免，即不是按35%的个人所得税率、而是按15%的资本增值税率缴税（克鲁格曼，2008，第191页）。当华尔街的金融公司用美国政府援助的资金发高额奖金，即使是激怒了美国几乎整个社会，众议院迅速通过了一个对奖金征收高比率税赋的法案，但华尔街以遵守“契约精神”和“防止高素质员工流失”为借口加以辩护，最终是以妥协而告终：金融机构高管部分地退还已发奖金，而参议院不再通过相关议案。从此事件可见华尔街政治势力之一斑。
当然，这次金融危机的责任明确地要由金融利益集团来承担，这加强了要求整肃华尔街和加强金融监管的政治力量。奥巴马总统提出进行金融改革，美国政府起诉高盛集团，都是美国社会试图约束金融利益集团的重要举措。然而，这些努力到底能否成功，还要取决于美国社会与金融利益集团在政治上的较量。
当然，前面讨论的金融市场失灵并不一定会导致如2007年底开始的金融危机。这是因为，从长期看，做过于冒险的事情最终还是不利于经济当事人。尤其是在有家族传统的社会中，从超越个人寿命的时间视野来看，较高的金融风险的危害更大。这是因为，不管破产的风险有多小，一旦破产，一个家族或一个组织的生命就中止了，有再高的期望收益也没有意义了。因而，在许多社会中，一些家族或经济组织都有一些“谨慎文化”，多表现为一些禁令，如不许赌博，不许投机，甚至不许进行股票买卖等等。这一文化传统多少起到了制衡金融市场失灵的作用。
然而这一文化传统却有可能被另一种力量打破。这就是政府的力量。在美国，政府领导人是由民众先选出选举人，再由选举人投票产生的。这几乎等于直接选举。因而民众的当下意愿对政府政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尽管没有政府干预的经济波动是一种正常调节，但民众只喜欢更快的经济增长，而不喜欢经济衰退。并且一般民众并不能判别，究竟是市场还是政府，要对一场经济衰退负责。尽管对政治领导人的评价涉及多个方面，但在民众看来，最重要的还是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经济问题。乔治·布什虽然打赢了第一次海湾战争，却因经济问题而在竞选连任美国总统时失败。
为了赢得选票，任何在任总统都会在政策选择空间中选择能够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总统可以直接地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如增加公共支出等。正如布坎南指出的那样，“在多数选举制度中，考虑到给定的偏好和固定的税收制度，只要大多数人宁愿享受公共服务而不愿选择牺牲私人商品以纳税，预算就将扩大。”（1988，第96页）例如这次危机中，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都先后推出了数千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尽管货币政策的决定权名义上掌握在联邦储备委员会手里，但也经常会受到来自总统和国会的压力，使其货币政策并非中立，而是多倾向于更为宽松（布坎南，1988，第120~122页）。例如格林斯潘采取的货币政策就被批评为要对此次危机负责。
布坎南曾说，因为出现了凯恩斯主义，所以给政府实行扩张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意识形态武器（1988）。然而公正地说，在美国的政治结构下，政府只实行了半个凯恩斯主义，既在经济衰退时实行扩张的宏观政策，而在经济高涨时并不对称地实行紧缩政策。无论是总统还是国会，都有意识地选择了凯恩斯主义中有利于经济扩张的那一方面。
说是“半个凯恩斯主义”，还在于在宏观政策的两种政策手段，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政府更倾向于、且更容易采取前者。之所以“倾向于”财政政策，是因为，在经济萧条时，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可以产生直接扩张经济的效果，而实施扩张的货币政策并不一定会产生直接扩张经济的效果。财政政策是政府的直接支出；而货币政策是向居民和企业发放更多的货币，但是否马上支出，则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愿。
在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尤其是大规模的增加政府支出的决策程序，是由总统提出，由国会批准；而货币政策的决策程序，则是由联邦储备委员会投票决定，并不需要议会的批准。由于国会的特点是反映当下民意，即不喜欢经济衰退，而喜欢经济高涨，也就倾向于更为扩张的财政政策。所以，一个扩张的财政政策会比一个紧缩的财政政策更容易获得国会的同意。从数据就可以看出，自1945年以来，美国财政支出总是增长的，其间并没有明显的下降阶段（见下图）。
图10 美国政府支出（1945年~2009年）
数据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网站：http://www.bea.gov/
比较而言，由于没有国会的直接压力，联邦储备委员会可以较为灵活地决定是否采取扩张的或紧缩的货币政策。例如，有关是否提高贴现率或准备金率的决策，取决于美联储委员的投票。这样，即使美联储在外部压力下会倾向于较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至少会实施紧缩政策。所以美国的货币政策还是有着双向调整的弹性。从下图可以看出，至少自1954年开始，美国的基础货币利率是上下浮动的，最高可达16%（1981年）。当然，这是针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恶性通货膨胀而采取的严厉措施。
图11 美联储基金有效利率（1954年~2009年）
数据来源：Board of Governors of Federal Reserve System 网站：http://www.federalreserve.gov/
即使从货币供给总量来看，在某些阶段也有明显下降。见下图。如美国的狭义货币（M1）从1995年4月的11603亿美元，下降到1998年2月的10662亿美元。
图12 美国货币供给量（M1，1959年~2010年）
数据来源：Board of Governors of Federal Reserve System 网站：http://www.federalreserve.gov/
除了宏观经济政策外，美国政府还以支持消费信贷的方式直接鼓励消费。正面的作法，是改进有关消费信贷的法律环境，降低消费信贷的交易费用。而负面的作法，则是政府直接介入到消费信贷的活动中去。比较典型的事例就是政府直接介入住房信贷的活动中，直接创办了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直接从事住房抵押贷款业务的企业。一般而言，美国政府对消费信贷的支持多在经济衰退或低迷时期，因而也有着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相反，当经济高涨时，却不可能采取减少消费信贷的政策。所以这种政策实际上是单向的。从下图可以看出，1945年开始，美国的消费信贷一直是递增的，只有在1991年到1994年有少许下降；但从1994年起到2009年，美国的消费信贷规模直线上升，增长了约3倍。
图13 美国消费信贷指数（1945年~2009年）
数据来源：Board of Governors of Federal Reserve System 网站：http://www.federalreserve.gov/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鼓励消费信贷发展的政策是以持续提高消费占收入的比率为代价的。从1945年到2009年，美国的消费信贷增长了392倍。这一变化导致了美国的储蓄率的长期下降趋势。从1945年到2007年，净储蓄率从大约10%左右下降到不足2%。见图14。
图14 美国净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
数据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网站：http://www.bea.gov/ 。
自1980年至2007年，美国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也从约10%降到不足1%。见图15。这使得这种通过促进消费信贷以推动经济扩张的政策手段的作用走到尽头。
图15 美国的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的百分比（%）
数据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网站：http://www.bea.gov/ 。
当然这种半个凯恩斯主义还是取得了公众期待的结果。从1950年代以后，美国就没有出现过像大萧条那样严重的衰退。甚至出现经济负增长的情况都很少。最严重的一次，是1982年出现的2%的衰退。见下图。这说明经济波动实际上主要是在上半个周期。总体来讲，宏观经济政策呈现出长期扩张的趋势，而不是按凯恩斯主张，进行反周期操作。
图16 美国经济增长率和总统更替（1929年~2008年）
数据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网站：http://www.bea.gov/
由于长期实施单向的鼓励消费的政策，当传统的消费信贷产品饱和以后，政府就会鼓励风险更高的消费信贷。也正是这种基于政治考虑的在任政府鼓励消费信贷的措施，和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会打掉一般人谨慎的戒心，投资于风险过高的金融产品，如住房次级抵押贷款债券。这就使得高风险金融产品的交易规模不受个人谨慎的约束，而成为规模巨大的经济活动，从而占国民经济的相当大比重。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带来宏观层次的重大冲击。
因此，在美国现有的政治结构下，政府趋向于持续刺激经济走向高涨，从而在宏观环境上配合了高风险金融产品的发放和交易；在华尔街的院外活动下，立法机关就不可能通过一项严格管制高风险金融产品的法案，从而使美国社会失去了最后一道防御金融风险的屏障。
前几节的分析基本上回答了本文一开始提出的七个问题。一个基本结论是，能够避免金融风险发生的制度，包括市场制度和政府制度都失灵了，所以美国的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所谓有关金融风险的市场失灵，是说人们根据自己的理性所进行的自发的金融交易，有可能导致 “亏损均衡”；这使得人的趋利避害的本能不能避免过高风险。又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和生产基本不受物质成本的限制，所以金融机构理论上可以无限制地推出风险更高的金融产品；推动着金融产品的总规模迅速扩张，其比重迅速上升。这些金融创新通过归类整合和证券化，也在降低实际上的单项风险概率，但这不会降低个人的及整个社会的破产风险概率。
所谓有关金融风险的政府失灵，是指政府实际上实施的半个凯恩斯主义，即单向的反周期政策。这没有抑制反而促进了高风险金融产品的发展。缺少对高风险金融产品交易的管制，最终使社会处于风险之中。
其实，通过归类和证券化等手段降低个人的风险概率时，是以让更多的人分担较小的风险损失为代价的。这很类似于保险。然而保险的问题是，当意外损失被大家共同承担后，投保人就放松了避免意外的努力。这使得个人风险变为社会风险。因为火险降低了个人火灾损失，反而使整个社会的火灾更多了。当个人因实际的单项风险概率降低而增大下注比率时，个人的破产风险概率也恢复到其认可的均衡水平。但从整个社会来看，所有个人都增大下注比率就相当于整个社会增大下注比率，但与个人的情形不同，尽管因金融产品的增加而增加了实质投资项目，整个社会增加的投资项目总规模大大小于增加的金融产品总规模，这使得过多的钱投资于较少的投资项目中，期望回报率就会降低，也就使整个社会的单项风险概率上升，从而社会破产风险概率上升。
例如，当住宅抵押贷款证券化后，因实际单项风险概率降低而导致资金供给大幅增加，这又导致抵押贷款债券利率下降，需求进一步增大。由于金融机构的贷款供给就是在创造货币，因而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当社会已达到充分就业情境时，继续增加货币供给就会导致通货膨胀。这时金融当局就要提高利率、紧缩银根。其结果，就是物价不再上涨、甚至下跌。当房价下跌时，住宅抵押贷款的违约事件就增加了。这导致抵押贷款债券的风险概率增加，发行该债券的金融机构无法支付利息，就会面临债券持有人的清算要求，导致破产。
并且，如前所述，在风险程度较高的社会中，收入分配的差距会加大。富者更富，而穷者更穷。大多数较穷的大众更缺少抵御经济波动的实力，更易于陷入亏损甚至破产的境地。另一方面，由于从整个社会角度看，金融产品的社会期望收益是既定的，在普遍出现亏损的情况下，会有较少的人获得巨额收益。后者的收益甚至是直接以前者的亏损为代价的。如高盛公司做空次级抵押房贷债券，在美国房价大跌时获利。然而，少数人的巨额收益并不会去弥补大多数人的亏损，因而亏损的普遍存在就会在宏观层次产生影响。而在一个风险程度较小的社会中，收入分配的差距就会较小，较穷者会有较大的实力抵御经济波动的冲击，不致陷于亏损或破产，也就不会对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由于产生了大量的再融资，即社会的下注比率较高，又由于证券化吸引了大量资金的流入，一旦初始借款违约，就会出现连锁反应，导致一连串的债权债务被消灭。由于货币就是在基础货币的基础上用债权债务关系创造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消灭就是货币的减少（康芒斯，1962，第7~136页）。从宏观角度看，就带来了通货紧缩。货币减少了，人们的收入就减少了；当人们发现收入减少后，就会调整自己的支出行为，更少地支出。这导致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使市场中流通的货币量减少。如此循环下去，走向经济衰退。
对于经济衰退，政府的反应就是进一步实施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增加公共投资和放松银根；出台政策鼓励公众的消费，甚至直接支持那些“大得不能倒”的金融机构。而这样一来，政府不仅重复着过去一直以来所犯的错误，过于宽松的宏观政策和刺激商业银行增加消费信贷，而且还掩盖了导致金融危机的制度原因，使得对危机的产生负有责任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政府的这种行为最终对经济当事人给出错误信号，使他们因断定政府会救市而采取更为冒险的市场策略。这使得由这些制度缺陷导致的金融危机会不断地被复制和产生。
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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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芒斯，《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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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berg, Johan, Financial Fiasco: How America’s Infatuation with Homeownership and Easy Money Created the Economic Crisis, CATO Institute, 2009.
[1] 金融市场与赌场的重要区别，是金融交易形成的价格是有意义的，即其中包含了大量有关供求的信息。价格波动会告诉人们供求的变化，不同产品价格之间的对比会形成有关生产的不同阶段、领域和产业的相对价格体系。正是这一价格体系指引着资源配置的流向。而赌场形成的“价格”是没有意义的。
[2] 这个判断显然还需要深入讨论。例如，期望收益较高意味着一旦投资成功或赌赢，回报会非常高，但这并不能改变风险概率，具体表现为标准差，这意味着输的概率并没有变。所以，只要人的寿命和财富有限，就会出现实际收益低于期望收益减去风险溢价的情形。
[3] 从长期看，一个风险水平较高的社会同时是一个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社会。这时的收入分配就不能被认为是由市场决定的“自然”的收入分配，而应被看作是在市场在风险领域失灵时的“不正常”的分配。
[4] 当然，应该承认纳斯达克的价格数据并没有呈现如此明显的标准差上升的趋势。这可能有其它复杂的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
原载《制度经济学研究》2012年第1期
阿尔法围棋击败李世石标志人工智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与经济体系相比，围棋是极为简单的游戏。如果认为人工智能能够成就计划经济，那就是大错特错了。用网络语言，计划就是一个中心决定网络上所有节点或子网络的行为，而市场则是每个节点或子网络决定自己的行为。若要实现计划经济，计划当局就要解一个巨大联立方程组，其中变量或方程的数量多达8.827e+28，这大概是8.8乘以1028 。而市场经济只需每个个人或企业解一道四则运算，只要其中有一个数（价格）与交易对象对上，就可成交，却能比计划经济更有效地解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的问题。即使假设计划经济能够达到市场经济的效果，且计算速度满足要求，其成本之高也是不可接受的。
这是我在2017年7月30日下午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
或问，民主和法治在监督权力方面更有效，谏议制度还有必要存在吗？答曰，强调谏议制度，并没有否定民主和法治。我们应该对所有的制度资源开放，尤其是本国的制度资源，既经历了国情的考验，又具有文化亲和力，为什么不能作为宪政体系中的一种制度呢？又问，谏议制度只是体制内的约束，对权力约束有限，能否有更强的约束制度呢？答曰，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古代士大夫的1/100，也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和法治，却说谏议制度也不好，那就什么约束也没有了。这难道不是阴谋吗？又问，从宋明亡于北方少数民族，是否说明竞争的结果证明谏议制度是失败的呢？答曰，军事失败并不能证明与之相关的制度是失败的，因为存在着文明悖论，即蛮族战胜文明民族。希腊和罗马都被灭了，但不能说明它们的制度和文化是不好的。那些灭掉罗马的蛮族在几个世纪以后又发现了希腊罗马文化是好东西。关键在于，我们不能简单以成败论英雄，而是要有对制度优劣的具体判断。我们要避免这样两个错误看法。一是说，现在的制度环境不好，所以我不能做我应该做的事情；一是说，小的改进没有意思，我要实现完美理想。我的回答是，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面对的都是有缺陷的社会，而我们不要希望一举建成一个理想社会，将社会从现有状态下一步步推进，才是我们应该享受的过程。
这是我在2015年3月14日下午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原题为“宪政框架下的谏议制度及其现代意义”。
盛按：最近许多十一假期出京的人抱怨，他们的回程机票或车票突然被告知作废，他们的健康宝突然无由弹窗，致使有家难回。致电北京12345，称为了“防疫”。这是尽人皆知的双重谎言。其一，它不是为了防疫。神勇无比的健康宝能够无差别地弹窗，只能说明它没有资格承担防疫功能，或者被人为用于非防疫目的。这突显了谎言的拙劣。其二，即使是为了防疫，也不需要用这样的手段限制人身自由。因为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即使是新冠肺炎的初始病毒，也不需要这样做，更何况变异为奥密克戎以后毒性大大下降，更无需这样做。如果这个“防疫”托词连撒谎者自己都不相信，它导致的恶果——限制公民回家，就是对宪法权利的不加掩饰的剥夺。而它所欲达到的真正目的，会因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一旦达到就是失败。这也让我们警惕。所谓“健康宝”已经被滥用为反宪法的工具，它不仅没有必要存在，而且危害基本权利和正常生活。（2022年10月10日）
最近河南的红码事件惹了众怒，遭到痛批。这正是这件大坏事的好的一面。这种滥权手法以其极端表现形式、明目张胆的恶意和对当事人的严重侵害，使公众容易警觉其违法和罪恶性质，群起而攻之，就有望加以纠正。实际上，滥用健康码侵权已经苦民久矣，只是其形式不那么邪性毕露，范围不那么普遍而一直不为舆论所关注。
我在去年撰写“在宪法框架下科学地防疫”一文时，曾注意到这类问题： “当一些律师到异地去开展法律业务时，当地政府为了阻碍他们为委托人辩护，竟利用操纵健康码或行程码的便利，将他们的健康码变红或变黄，而实际上他们自己的核酸检测为阴性，也从而没有去过中高风险地区。法学学者谌洪果从低风险地区运城回到西安，在出示行程码时发现变黄了，说他在14天内去过菲律宾，而他根本就没去过。大连瓦房店市竟然规定，两次不参加核酸检测的人，一律变为黄码，三次就变为红码。”
我提醒道，“从总体上看，健康码和行程码被一些地方政府恶意利用，成为系统性地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工具；反过来也就瓦解了两码的权威性和科学性，严重破坏了防疫体系。”
而在此之前，即使是用于“防疫”目的时，公民的权利已经遭到侵犯。这就是，防疫当局不经法律正当程序，将所谓“防疫”措施用于非必要目的，例如私自篡改“密切接触者”的定义，“原来的定义是，‘从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症状出现前2天开始，或无症状感染者标本采样前2天开始，未采取有效防护与其有1米内近距离接触的人员。’而钟南山将定义改为，‘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单位、同一座建筑、同一栋楼，发病前四天，跟这些病人相处的都是密切接触者。’”（盛洪，2021）而一旦被确认为“密接”，健康码就会变红。这种擅自扩大“密接”范围，再将用于真正密接者的措施，如集中隔离强加给扩大定义的“密接者”身上，不仅无端限制了他们的人身自由，而且增加了他们感染病毒的风险。
不仅如此，“又有人创造发明了‘时空伴随’概念，将在一个确诊者曾经到过的地点周围半径800米之内，同时存在超过10分钟的人，或在14天内在确诊患者曾经到过的地方累计停留30小时以上的人，都称作‘时空伴随者’，更是荒谬绝伦。前述成都8万人绿码一下子变成黄码，就是这样一个‘时空伴随’事件，他们都被当作受感染者的‘时空伴随者’，造成很多不便。”（盛洪，2021）这是利用健康码对公民人身自由的进一步侵犯。
我们看到，在将健康码恶意地用于对银行储户维权的打压的手段之前，各地的防疫当局已经进行了多种的“创造性”使用。但没有引起舆论的足够重视，也自然没有遭到今天这种全国的口诛笔伐，也就没有纠正的可能，而只能鼓励已经使用这种侵权手段的地方防疫当局，并为其它地方防疫当局所仿效。而实际上 ，为打击银行储户维权，和为了阻止律师辩护，和为了增加地方官的防疫“保险系数”而擅自扩大“密接”定义而非法改变健康码的颜色，都是一个性质，就是利用健康码的“防疫”外衣，侵犯公民权利。只是侵犯的程度不同，伤害的大小有别。而一旦防疫当局在滥用健康码上走出了一小步，就有可能走更大的步子，以致最后走向极端，将其作为侵害公民利益的进一步侵害手段。
而如果要制止类似河南红码事件发生，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要对行政当局利用权力侵权的行为保持高度的警惕，否则它就会得寸进尺，在原则上侵犯了较小的权利以后，就会在这一条道路上继续前行，侵犯更大的权利，而不会有止境。而在大陆中国，要做到警惕是比较难的。因为在这里生活的人没有从教育中学到权利意识，行政部门经常利用其宣传工具模糊权利的边界。而行政部门的官员没有受过宪法培训，他们普遍地只知道有上级，不知道有宪法，遑论宪法权利。当他们要执行一个行政命令时，他们把它当作高于宪法权利的东西来遵循，并且为了自己便利，为了向上级表示自己努力，他们倾向于以侵犯公民权利的方式执行上级命令。而侵权的方法则是从小到大。
最开始，他们可能只是限制了公民很小的自由权利。如居委会突然要向居民发出入证，并在门口设卡检查居民的出入。这时公民权利就已经受到了侵犯。因为居民进出小区的人身自由受到了侵犯。只不过他们认为这只是一个较小的妨碍，并无大的伤害而不加以警惕。当然如果这一限制真有防疫功能也可以考虑接受。但这种行为之所以被视作侵权，是因为它丝毫没有防疫功效，反而增加了传染的风险。因为一般小区都有门禁和保安，居民个人或车辆进出都已经有了检查。居委会设卡没有增加一点安全性，却徒然增加了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机会。可以认为，居委会这一举动就是一种侵权的试探。
接着居委会或其上级就可以层层加码了。回顾一下上海的例子。从最开始居委会限制出入，到不许出门，再到天天核酸，再到将居民拉出去集中隔离，再到在楼外加装铁栅栏，再到交钥匙，再到入户消杀。第一次升级居民们虽然不悦，但仍认为可以接受；第二次升级也是在第一次升级基础上走了一小步，居民们也忍了；接着就是第三步，第四步，……。正像温水煮青蛙，公民权利就会被逐渐掠夺殆尽。正如上海交钥匙的居民看到的那样，最后他们最该信赖的，他们住宅的安全性和私密性完全被打破。这种作法也为上海当局所承认。它的官员说，上海的作法就是“压力测试”。压力——一点儿一点儿地挤压公民的权利，测试——看看公民们有什么反应。应该说，最后的极端形式，入户侵犯公民的住宅权、财产权和隐私权，是因为在前面的“压力测试”中居民们的反应低于当局的估计。
实际上，行政当局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不仅始于健康码，也不仅始于防疫。前年北京怀柔当局要非法强拆某处小区时，就以防疫的名义限制车辆通行。近几年北京、河北、山东等地的行政当局以“拆违”、 “环保”为由大规模地非法摧毁郊区社区，严重侵犯公民的住宅权、财产权和居住权。“防疫”只是近三年来的侵权的天赐理由。从防疫以来的大量侵权行为来看，它真正关心的不是防疫，而是以“防疫”为名义的侵权。所以我们要真正制止河南红码事件的出现，就要从警惕第一步侵权开始，从源头堵住。
如何判断一个打着防疫旗号的行为是侵权呢？首先要判断这一行为是否防疫所必需。例如前述居委会在小区门口设卡就不是防疫所必需。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和科学判断，将核酸阳性者拉出去集中隔离也不是防疫所必需，集中隔离密接者更不是，集中隔离核酸阳性者的同门栋邻居、甚至同楼邻居更不是，当然将完全阴性的居民楼或小区居民拉出去集中隔离就更没有一点与防疫沾边。
在我援引《传染病防治法》时，我还是假定奥密克戎病毒引起的疾病是官方所说的“乙类传染病，按甲类传染病防治”。然而目前的数据已表明，这一疾病的危害性已经小于或相当于流感。这不仅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承认，而且为大陆中国的数据所证实。如上海的数据，吉林的数据，等等。而防疫当局坚决不改对奥密克容等级的判断，却是依据香港的病死率数据，这个数据比世界其它地方的数据高出很多。但也有专家说出数据偏高 有其原因，实际死亡病例中仅有8%是死于新冠的（张作风，2022）。讽刺的是，在香港防疫当局不再执行“动态清零”政策以后，大陆中国防疫当局仍拿香港说事。尽管它可以坚持自己的主张，但在普遍质疑的背景下，至少应该就新冠肺炎和奥密克戎的性质举行公开的专家听证会，以确定是否调整对该疾病的定性。如果在奥密克戎毒性实际轻于流感的情况下，仍坚持用于甲类传染病的防治方法，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可以看出，正是对奥密克戎性质的新的认识，才导致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大幅度降低防疫管制措施，至今有45个国家完全取消了入境限制。在这一背景对照下，上海却反其道而行之，以关闭市场、封闭社区、禁止交通、阻断物流的方式，迫使2700万居民两个月不能出门工作与活动，缺医少药，食物匮乏。令人发指的是，许多行为，如半夜砸门强绑高龄老人离家隔离，撬门入户消杀，是采取非法的暴力实施的。如果我们断定，在奥密克戎毒性程度条件下，这些举措都远不是必要的，那么上海这两个月的作法就是对公民权利的大规模的严重侵犯。
当然，要公民警惕和监督行政当局的侵权行为，不如行政当局自觉地约束自己不去侵权。但行政当局也是凡人组成的，他们有着凡人同样的弱点。自律的行政当局不是不可期待，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自律的行政当局一定是一种制度结构的长期结果。这种制度结构至少包括两项制度，一是自由表达，一是公正司法。如果行政当局一有侵权行为就会被披露，公民受到行政当局的侵权就可以获得公正司法的救济，长此以往，行政当局焉能任意侵权？当它要实施一项行政行为之前，就得先看看是否与宪法相抵触，是否侵犯了公民权利。如此，它就成为了一个可期待的行政当局。
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回到警惕第一次侵权上来。有人会说，作为一名普通公民，专业知识不足以判断一项防疫行为是否必要。这是当然。不过，你只要怀疑就够了。证明必要的责任应该在防疫当局。你只消问一下有何依据即可。这也是一些上海居民阻止“大白”滥权的主要方法。他们一要问这些“大白”的姓名身份，二要让他们出示如此行为的法律文件。
还会有人说，在大多数人都服从侵权的 行政行为时，自己很难直接拒绝。这也是当然。只有个别具有清晰权利意识和理性敢言的人会站出来拒绝，这种人值得我们敬佩。大多数人如果没有这样的勇气，也可在事后将之写成文字，放在网上。对于更为严重的侵权行为，如半夜绑架高龄老人，撬门入户消杀的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不要认为自己很渺小，说了也没用，诉了也没用。实际上，大陆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在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立法过程，已经基本上是一套比较完整的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体系。所缺的就是实际运用。我曾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只有用宪法，宪法才有用”，其中强调任何宪法文本都需要一个实际激活的过程，否则就只是白纸一张。将揭露侵权的文字放在网上，将造成严重侵害的行政当局告上法庭，应该不难吧。
参考文献
盛洪，“在宪法框架下科学地防疫”，《盛洪教授》。2021年11月27日。
张作风，“‘上海疫情为什么居高不下？’ 90岁知名传染病专家给学生张作风教授‘出考题’”，《深究科学》，2022年4月27日。
2022年6月17日于五木书斋
有桥十七孔，一跃跨双龙。 牛织佳期后，留作人间景。
谏议制度说明限权制度具有普世性，它不仅是西方的制度；而且还说明了制度资源的多样性，不能将英美的宪政制度看作唯一的标准制度，用来排除其它具有类似功能的制度资源。将谏议制度作为宪政制度的制度资源之一，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五权宪法，就是将西方的三权加上监察权和考试权。监察权就是继承和借鉴了传统中国的台谏制度。谏议制度不仅能在今天没有实现民主的社会中起作用，而且也可以作为民主制度的重要补充。谏议文化主张对皇帝的批评，可以是自由表达的重要内容，也可以医治官场和社会的痿琐之风，让中华文明的精神重新昂扬起来。
这是我在2015年3月14日下午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原题为“宪政框架下的谏议制度及其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