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经济学] 防疫型脱钩的模拟推演（+按）｜盛洪

盛按：在许多国家完全取消入境防疫限制的强烈对照下，大陆中国将入境隔离时间从原来的14+7减少到7+3，这虽然仍远远赶不上其它国家的简单彻底，却也将“防疫关税”从原来的11.8%降低到5.5%。代入模型，经济从原来的正常水平的51%提高到59%。但仍然是一个“严重衰退”的水平，没有摆脱“防疫型脱钩”。这是由于大陆中国的防疫模式在国内没有明显改善，国际不确定性和国内不确定性仍然照旧，为10%和20%。现在的重点应该要在国内从根本上改变这种防疫模式了——停止核酸限制，取消两码，放开省际流动，任何地方政府都不能因若干核酸阳性任意宣布封城。让经济和生活恢复正常。（2022年7月4日）

目录
一、一个简单的想象
二、对重措施成本的定量估计
二、对长期实行重措施的国际经济结果的估计
四、模型介绍及其具体机理
五、结语
参考文献

尽管各国的防疫模式各有不同，但简略来看，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大陆中国的“动态清零”模式，其目的是将病毒完全消灭，为此不惜采取封城的极端措施，一次时间长达30天~70天，全员每天核酸检测，不管核酸阴阳大规模集中隔离，关闭市场，封闭社区，取消物流，入户消杀，等等；一类是大陆中国以外的其它国家，它们虽然在防疫政策上严格程度不同，政策措施的多寡不一，从没有措施到核酸阳性在家隔离7天，等等，但总体来讲没有采取如大陆中国这样的极端措施。

假定这两类防疫措施都长期持续，大陆中国在某个时刻完全消灭了新冠病毒，但不确定以后是否还会出现；而其它国家最终实现了群体免疫。它们之间还要进行贸易，旅游和其它交往，在保持现有的防疫模式的前提下，它们怎样交往呢？这些防疫模式加之国际交往上的限制将会对世界及这两类国家的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呢？

一、 一个简单的想象

现将世界分成两个部分。将大陆中国称为“重措施经济体”，将大陆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国称为“轻措施经济体”。从发展趋势来看，只要“清零”目标不变，重措施经济体不可能逐渐减轻措施。它的逻辑是，一旦有一个感染病例，因奥密克戎传染力极强，会在短时间内传染开来，因而不能放松。而轻措施经济体的目标是实现群体免疫，最后使得大多数国民都有抗体，即使有一些残存的病毒也不会迅速传染，即使受到感染，大多数人不会致病，且重症率和病死率极低。所以当轻措施经济体达到它们的目标后，就会逐渐减轻其措施，直到完全取消防疫措施。

据消息，目前全球已经放宽新冠疫情入境限制的国家已增至57个（加新网，2022），其中45个完全取消限制（傻瓜签证，2022），包括英国、德国和日本等较大较重要的国家。其它国家也在朝着这个方向调整。美国入境也无需强制隔离，只需有疫苗证明。因而轻措施经济体可能演变为无措施经济体。而重措施经济体也可能会在原来过于严苛的限制基础上放宽一点儿入境限制，但仍需在登机前的两次核酸、一次抗原检测，入境后至少隔离21天。如果核酸阳性，还要隔离更长时间。一个极端例子是，一个回国探亲的华人竟被隔离了三个月（薛良权律师，2022）。撇开这种极端例子，简略掉核酸检测、抗原检测，接种疫苗，两种不同防疫模式在入境成本上就相差相当于21天的成本。

两种防疫模式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第二点成本差异，来自于重措施经济体的防疫措施的不确定性。由于病毒出现的不可预期性，由于该模式强调“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并且针对病毒的强传染性，采取“早封城”措施，实际上是对整个城市进行全面的关闭市场、封闭小区、中断交通的作法，使整个经济停顿，这会带来预期的不稳定性，对于高度专业化和分工的国际经济合作来说，这种不稳定性带来很高的成本。而轻措施经济体则没有这样的问题及其成本。

第三个方面，由于重措施经济体在国内各地会不时出现病毒并随之而来的严苛管控措施，因而国内各地之间的经济分工与专业化也会被不时地打断，造成原材料、零部件短缺，导致停工，这也使国内本来的低成本优势被削弱。而轻措施经济体没有这个问题。

上述三个方面的差异又会影响到投资。投资需要人员之间的高频率交往，需要会谈，考察，成立合资公司，到政府申请，如果在出入境方面由于防疫重措施限制，这些交往都会因成本太高而减少甚至中止。更何况，投资还要考虑商品或服务的国际贸易方面，国内成本方面，经济与政策环境的稳定性，如果这些方面都存在负面因素的话，会进一步令外资止步不前。

再有，就是重措施经济体对出入境的严苛限制还影响了人员的交流，影响到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而科技的发展依赖于科技信息的流动，创新观念的互相激发，科技的长期发展则依赖于教育。这些交流受到因防疫而阻碍了人员的跨国流动，将会对重措施经济体的长期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将这三个方面的因防疫而带来的成本增加叠加在一起，重措施国家的商品和服务的成本大幅度上升，旅游成本也大幅度上升，投资成本大幅度上升从而投资下降，带来相对于轻措施经济体的劣势来。而轻措施经济体是由多个国家组成，它们之间由于没有防疫措施带来的障碍和成本，在商品、服务贸易和旅游方面通畅无阻，相对于重措施经济结成了一个相对紧密的轻措施经济体，形成更有效的分工与合作，进而替代原来与重措施经济体之间的分工与合作。

假如重措施经济体和轻措施经济体互相贸易、旅游或其它服务交流，结果将是怎样呢？如果我们将因防疫而引起的成本看作贸易或服务的关税或旅游的入境税，就类似于在商品或服务价格上增加了成本，相当于提高了价格。一个商品或服务，当价格提高后，必有两种效应，一是需求效应（收入效应），一是替代效应。需求效应就是消费者对价格变动的直接反应。当价格提高时，需求就减少。替代效应是说，该商品的价格相对于竞争商品的价格比率发生了变化，尤其是竞争商品相对于该商品变得便宜些了，消费者就转而购买竞争商品以替代对该商品的购买。

因而，如果重措施经济体和轻措施经济体长期实行现有的防疫政策，会导致前者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旅游业，投资的大幅度下降，明显降低它的经济增长，甚至是负增长，严重削弱它的经济实力。而轻措施经济体之间则因为没有防疫措施的障碍，而互相顺畅地贸易、旅游和交往，从而形成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出现一体化趋势。如果这两种模式长期不变且并行，重措施经济体就可能在文化上与轻措施经济体有明显区别，可能就形成新的文化差异了。

二、对重措施成本的定量估计

首先是入境隔离措施的成本估计。为了简便，我们假定入境会带来相当于入境者国家的年人均GDP的交易收益。这就是说，他或她可能是进行国际贸易，或者是投资考察，或者是旅游，其所创造的价值相当于其所属国家的人均GDP。这当然是过于高的估计，但出于保守原则和便利需要，这种估计还是可以接受的。而同样为了简便，入境防疫成本只计算隔离成本，其它成本，如核酸检测和接种疫苗都忽略不计。隔离成本按隔离天数计算，大陆中国是21天，其它国家是零天。而隔离不仅带来了不能工作的成本，而且造成了身体和心理的损失，所以不能仅以其导致的工作收入损失估计。假定身体和心理损失相当于其工作损失，于是隔离的成本应该是42天。

接着再估计这一隔离成本的相对价值，即用一年365天去除42天，得11.8%。由于我们是按各国的人均GDP来估计国际交往价值的，所以这一比率直接表示各国人等的国际交往防疫成本的相对值。即相当于所有贸易、投资、服务、旅游的出入境都要增加11.8%的关税。

第二要估计大陆中国的防疫措施带来的不确定性，对于国际合作者来说相当于多少成本。金融经济学在估计风险时，认为风险意味着成本，而风险用波动标准差来作为衡量成本的指标。例如对两种同样期望报酬的金融资产来说，其价格波动较小的、即波动标准差较小的金融资产是较好的选择。这说明波动意味着成本增加。然而，由大陆中国防疫模式导致的不确定性的性质还不太一样。这不是一个有着大致规律的周期性波动，而是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生产合作中断。假定一年有10%的概率出现这种情况，并且每次中断一个月，也是对国际合作者的沉重打击。这会影响合作者的合约执行，甚至失掉市场。如果一个资产有10%的概率会中断生产和经营，则这个资产则贬值10%。从长期来看，这相当于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增加了10%的关税。

第三要估计，防疫措施的不确定性会导致国内分工专业化合作的损失。估计的方法与上面的方法大致一样。只是在国内，中断生产经营的概率更高。因为合作多方的任何一方都有可能被突然的防疫措施中断。不仅是出现疫情的地方被封城，而且是全国的或局部的交通体系遭到中断。所以，我们假定有20%的概率会中断生产经营。如果每一中断的时间是一个月，一年之中就有可能中断两个月。这相当于国内企业生产增加了20%的成本。

这三部分加在一起，共约41.8%，即使大陆中国的产品或服务成本上升41.8%。

三、 对长期实行重措施的国际经济结果的估计

据一些数据，假定其它国家商品或服务的平均成本比大陆中国高13.5%（十维远景公司，2021；这当然是一个较高的估计），我们分别估计仅有入境隔离成本，相当于人均GDP的11.8%；累加国际不确定成本10%，为21.8%；再累加境内不确定成本20%，为41.8%。这三种成本增加等价于加征同等比率的关税。代入十维空间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模型之国际贸易模型，得结果如下图。

图1 重防疫措施导致的经济萎缩估计

当维持入境隔离成本11.8%时，GDP下降至正常水平的88%，11个百分点是因成本增加而直接减少的需求，1个百分点是其它国家的商品或服务替代减少的中国企业的需求。

当再加上国际不确定成本10%，累加为21.8%时，GDP下降为正常水平的78%，下降部分中12个百分点是因成本增加而导致的需求减少，10个百分点为替代减少的市场需求。

当再加上国内不确定性成本20%，累加为41.8%时，GDP下降为正常水平的51%，下降部分14个百分点是成本增加而减少的需求，35个百分点是市场份额被代替。

图2 中国企业市场被外国企业替代示意图

这三种情况，一个比一个更严重。而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大陆中国现有的防疫模式看成一个整体，最可能的情况就是第三种。而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相当于崩溃。市场大幅度萎缩，资本（不仅外资）大量逃离，由于缺少投资经济前景更加暗淡。

如果长期实行这个防疫模式，大陆中国将孤立于其它所有“轻措施经济体”，最后出现脱钩。这就是防疫型脱钩。如果脱钩，大陆中国和世界将失去全球一体化的好处。而相对于大陆中国，所有其它国家之间能够保持顺畅地经济交往，从而相对于大陆中国是一个相对紧密的经济体，它们在与大陆中国防疫型脱钩中受到的损失较少。这是因为它们的企业部分地替代了中国的企业，并且价格较高。

图3 防疫型脱钩的经济后果估计

上图是用“十维空间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模型之国际贸易模型”模拟大陆中国因过度防疫而与世界其它国家脱钩的结果。脱钩后，世界经济相当于脱钩前的92.4%，而大陆中国的经济下降到脱钩前的68.6%，世界其它国家则相当于脱钩前的97%。其它国家之所以降得不多，是因为大陆中国脱钩为其它国家的企业让出了部分市场。这个估计方法与前面考虑等价于关税加征的防疫措施的方法不同。之所以没有降到51%，是因为在这里没有考虑国内因重防疫措施而提高的成本。

脱钩减少的世界GDP似乎不多。其实这不是脱钩带来的损失的全部。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主要是消费者剩余的增加，表现为价格的下降。而价格下降不会体现为GDP。脱钩相当于自由贸易中止也不会体现出消费者剩余减少的损失。

值得指出的是，上面的估计还只是静态估计，没有考虑脱钩损失的动态结果，这包括，因脱钩静态损失而导致的乘数效应，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降低，竞争的弱化，垄断的增强，创新强度的减弱，国际交流减少导致的科技发展减缓，等等。

四、模型介绍及其具体机理

本文所用模型是在我构建的“十维空间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仿真模型”（盛洪，2022）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用于分析国际贸易的模型。因本模型有制度经济学的功能，可以用来测试政策和制度，也就可以用来测试国际交往限制。在2020年我们进行中美脱钩的分析中，我运用此模型对其结果做了大致估计（十维远景公司，2021）。下图是该研究对芯片脱钩带来的静态损失估计。

图4 芯片脱钩带来的中国机电产品的世界市场的静态损失

本模型在对人口密度分布、经济分布、产业分布及其制度政策测试基础上，将防疫限制转换为等价的关税加征，就可以对重措施经济体的情况予以估计。在经济学中，交易与不交易的一个明显区别，就是交易会带来交易红利，而不交易则无。在计算中，简单地表现为交易双方的成本函数、效用函数的累加以后的总收入，与累加前双方各自的成本函数和效用函数构成的收入之和的差别。

五、结语

我们看到，当局对脱钩的恶果有着清楚的认识。它曾提出“绝不脱钩”，并采取了一系列反制脱钩的措施。

然而，另一方面它又声称坚持重措施“不动摇”。而上述研究表明，其结果就是防疫型脱钩。这就是用自己的政策实现了自己“绝不”愿意看到的目标。

坚持防疫重措施“不动摇”与“绝不脱钩”不可能同时实现。因而这表明，当局在宏观上缺乏政策上的逻辑一致性。

导致这样的结果的原因是，将单一行政目标凌驾于宪法原则和社会综合目标之上，将一个理论上兼顾社会全局的政府窄化为防疫部门。

克服这种问题的方法是，回归宪法，将防疫置于宪法之下；当局回归于一个理论上的政府，而不能继续作一个凌驾于理论政府之上的防疫部门。

参考文献：

加新网，“全球大解封 入境这57个国家无须接种疫苗与隔离”，《加新网》，2022年5月27日。
傻瓜签证，“名单汇总｜全球已有45个国家/地区取消所有新冠相关的入境限制”，《腾讯新闻》，2022年5月28日。
盛洪，“几种防疫模式的模拟比较”，《盛洪教授》，2022年5月5日。
十维远景公司，“中美脱钩程度及其影响”，《盛洪教授》，2021年2月26日。
薛良权律师，“我在中国三个月的魔幻之旅”，《 美国薛律师》，2022年4月6 日。

2022年6月7日于五木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