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们通常以为，互相制衡的宪政结构是限制权力的完善结构，而忽略了这种他律制度仍然面对无法约束最高实际权力的问题。更一般地，只要存在着经济人，就没有完全有效的他律制度可以无一遗漏地约束权力。我们不得不求助于人的自律。不同于经济人，宗教人超越自我、关心他人与社会，就是一种自律的人。有关宗教心理学的研究表明，通过皈依和修身过程，一个人可以转变为宗教人。宗教和文化传统是产生这种宗教人的重要机制。美国宪政体制的成功，不仅依赖于其制度结构，而且受益于美国国父们的宗教背景和对宗教理想的热诚。这也说明了宗教人在宪政结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问题的提出
对制度结构的考察发现，所有他律的制度都不能完满地制约个人或组织越界侵害别人的利益。如因有外部性问题，公共物品问题和垄断问题的存在，市场制度会失灵。克服市场失灵的方法之一是建立政府。但这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带来了更大的问题。因为在市场中，个人交易者之间的差别不是很大，而企业间虽有规模的差别，但没有权利（right）上的高下。而一旦建立政府，不仅其规模巨大，而且有对权力(power)的垄断。权力是一种以公共暴力为后盾的支配力，它因可以限制权利而强于后者。一旦政府失灵，解决起来就更困难。
一个解决的办法是民主。即所有公民都有权利通过投票决定法律和政府领导人，因而会约束政府的越界扩张。但民主也会失灵。如孔多塞指出的循环的大多数，波德指出选举有可能将大多数人最不喜欢的人选出，阿罗指出的投票悖论，布坎南指出的互投赞成票和多数人暴政，奥尔森指出的少数人利益集团更有力量，等等。结果是，一旦政府领导人被选出，他就可能利用其在位掌握实权之便，修改法律以获得更多的权力（如希特勒或查维斯）；即使个人权力的扩张受到限制，作为整体的政府的扩张却似乎很难避免（如二战后的欧洲和美国）。更重要的是，一旦民主失灵，利益相关人却不能像退出市场一样退出社会，因为那意味着背井离乡。
据哈耶克，对民主失灵的解决方法是法治，即法的统治（rule of law），而不是人的统治（rule by men）。法治的极致形式就是宪政，就是通过宪法对权力进行制约。然而，法的统治仍然要由人来执行（rule of law by men）。悖论在于，如果要约束权力，尤其是占据权力顶峰的权力，或实际上的最大权力（如军权），是否要有更大的权力？如果没有的话，依据经济人假设，掌握权力的人怎么可能自觉地约束自己？如果有的话，这个更大的权力谁来约束？
更一般地，上述问题可称为个人主义假设的失灵。即如果假设一个社会中全是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不可能存在一组针对经济人本性的制度安排，使得社会中的所有的人得到有效制约，使之不会越过自己权利或权力的边界，损害或侵犯别人的权利，尤其是一般公民的权利。这也就是说，在经济学范围内，即在假定人是理性的经济人基本假设前提下，没有一种制度结构的安排是可以解决约束权力问题的。我们可以猜想，以往认为可以约束权力的宪政，其实不仅是利用了人的趋利避害的本能，而且还有其它因素在起作用。
实际上，经济学家们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如桑塔费学派已经指出，如果仅有自利的经济人，一个社会只能走向崩溃；即使加上弱互惠者，也避免不了这样的命运，因为他们无法阻止自利者违约以自肥的行为。只有演化出强互惠者，即一些不惜付出额外成本以维护市场秩序和契约原则的人，才可能使社会生存和发展（Bowles and Gintis，2004）。然而，这些强互惠者是如何演化出来的，却没有答案。
布坎南在得出了“一致同意的宪法是最好的宪法”的结论后，进一步问了一个问题，“谁来起草宪法？”他无法用经济学来解释。因为好的宪法不仅对当代人有好处，也会荫及后代。宪法起草者怎么获得后代的回报呢？他因此用伦理学来解释，即具有“宪法公民身份伦理”的人来起草宪法（2008，第153~205页）。他后来把他的理论称为《宪法秩序的经济学和伦理学》。然而，类似的，布坎南没有回答，具有宪法公民身份伦理的人是怎样产生的问题。
因此，我们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认定，以个人主义为前提的他律制度不能就约束权力提供完满的功能的话，就需要有自律的制度和个人起作用。这种自律的制度是什么样的，自律的人是如何产生的？即使有自律的人，自律的强度能否抵御权力的巨大诱惑？
二、宗教人
在这里，宗教人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也是一个可以应用于经济学中的概念。宗教人不仅包括现有宗教的信徒，遵从类宗教文化传统的君子，而且包括一切认为存在超越个人利害的天道或最高正义的人，他们愿意为了实现这一天道或最高正义不惜付出个人代价。在经济学中，“宗教人”可以拿来与“经济人”相对应。经济人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而宗教人却可能做对自己不利、但对（他认为的）社会有利的事。
更具体一些，宗教人的特点，就是能够跳出自己作为一个凡人的肉身，更超然和中立地看待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甚至站在整体的（社会的，宇宙的）立场看待事物。这样，他或她就有可能在与他人发生利害冲突时，不仅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且从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从而更公正地对待冲突；当一种选择对全社会有利、但可能对他自己不利时，也能够接受和实行这种选择。
很显然，宗教人不仅与自利的人（眼光短浅的经济人）不同，而且与弱互惠者（有长远眼光的经济人）不同。奥古斯丁说，自由意志可以使人选择过善的生活，而不过恶的生活，是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人采取恶的生活而不受到损害，但所有的人采取善的生活却可以互不损害（转引自黄裕生，2008，第110~111页）。这种“善的生活”也不过是一种的长远眼光的经济人的选择。他们也很类似于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描述的经济人。他们从较长远的成本收益比较中，可以得出遵循道德对自己有利的结论来。不过他们遵循道德的强度是有限的，一旦遵循道德的成本高于收益，他们就可能不再遵循。
即使他们有些看来利他的行为，在斯密看来是出于“自爱”，“一种对自己优秀品格的爱”（p137，转引自科斯2010，第118页）。这种自爱当然是有限度的。科斯曾就亚当·斯密的“亿万中国人的生命和自己的小手指”的比喻设问，如果用自己的小手指去换亿万人的生命，一个有人道的人是否愿意呢？他接着问，“如果不是失去小手指，而是胳膊或大腿，并且他牺牲所拯救的中国人是一百人而不是一亿人，那么，他很可能作出不同的决定。”因为同情与其它行为一样，其“程度依赖于它的代价。”（第118页）
而宗教人则不一样，当他们做他们认为是正确的事情时，就不太在乎是否要承担成本。当然不同的宗教人会随着其“宗教性”的不同而愿意承担不同的代价，从淡泊名利（如孔颜之乐）到献出生命（如耶稣上十字架）。所谓宗教性，就是一个个体从整体出发思考问题。这时的“整体”，包括全部空间和永恒时间。与弱互惠者的区别在于，宗教人的整体是无限的，而经济人的长远眼光再长也是有限的。当用整体眼光看待事物时，就比有限的视野更全面和准确。
那么，宗教人是怎样产生的呢？按孔子的说法，“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是说有人生来就具有宗教性。但这只是人类中的很少一部分人，大多数宗教人要靠学习和其它宗教启发的方法。这就会存在一个从经济人变为宗教人的过程，通常被称为皈依过程或修身过程。这种转变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变化，也不仅仅是人的一种观念上的转变，而是心理的转变，基本人性的根本改变。无怪乎，探究这一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是宗教心理学的重点研究内容之一。
经济人之所以能够变为宗教人，首先是因为每个人的心中都潜藏着宗教性，或孟子所说的“善端”。为什么在每个有着自身利害的个人身上会有善端？这是因为任何个体从一开始就是整体的一部分，在数亿年的个体与整体互动的长期演化过程中，个体中必包含着某种“整体性”。正是因为有着这种整体性，如同有着个体对成本和收益的感觉一样，才会形成复杂的生物，以及生物个体构成的复杂的社会。只是在不同的个体之间，有着整体性多少的不同。
只是通常，宗教性只是深埋在一个人的心中，只有通过一个启发过程，才能显现出来。一般而言，宗教不仅意味着宗教经典，还意味着一套启发宗教性的仪式，经常还有一个组织。这个启发宗教性或善端的过程，不同的宗教或文化传统都有论及。如在王阳明这里，宗教性或善端被比喻为明镜，启发善端的过程就是把镜子磨亮的过程。而遮蔽明镜的锈渍则是“人欲”，即肉身之欲。王阳明说，“去得人欲，便识天理。”即超然于个人利害，就会看到天道或上帝的正义。在基督教《圣经》中，在伊斯兰教《古兰经》中，在佛教经典中，等等，都有类似的比喻。
三、宗教人形成的心理学描述及其意义
现代西方的宗教心理学提供了大量皈依过程的经验案例。如《宗教经验种种》一书中，就引述了不少皈依过程的心理体验。如：
斯蒂芬·布拉德雷：“我的心跳继续加快，很快我就深信，这是圣灵对我施加影响。”（詹姆斯，2012，第144页）
S．H．哈德雷：“我坐在那思考，觉得有一个伟大非凡的东西出现。……到后来才知道，那就是耶稣。”（詹姆斯，2012，第145页）
大卫·布雷纳德：“我走进茂密的树林，一种说不出的荣耀似乎突然开启，为我的灵魂所领悟。”（詹姆斯，2012，第156页）
阿兰：“刹那间，救赎的爱便随着反复吟诵的经文闯入我的灵魂，强烈无比，我的整个灵魂都似乎融化在爱中。”（詹姆斯，2012，第163页）
阿尔丰斯·拉提斯邦：“出教堂时，眼前充满光明。……好像天生的盲人突然睁开眼睛，看到耀眼的白昼。”（詹姆斯，2012，第169页）
……
在中国很有名的艾伟德：“一天晚上，因某种我无法解释的原因，参加了一个宗教集会，在那里，我第一次意识到上帝对我一生有一个要求，我于是接受基督·耶稣为我的救主。”（Gladys, 1974,p1）
而经历这个心理过程以后，人就彻底改变了。如：
T．W．B．：“我恢复知觉时，自己正跪着，不是为自己祈祷，而是为他人祈祷。…… 我对自己的关怀似乎完全丧失，让位于对他人的关怀。”（詹姆斯，2012，第157页）
阿兰：“我渴望成就基督的事业，…… 。我对世俗的快乐、世俗的伴侣，完全失去兴趣，因而能够远离它们。”（詹姆斯，2012，第216页）
柳巴教授的通信者：“我把自己完全交给上帝，最坚定地相信，我个人将被摧毁，他将从我这拿走一切，我情愿如此。”（詹姆斯，2012，第219页）
阿尔丰斯·拉提斯邦：“我只知道自己变了，相信自己变成了另一个我。我在自身寻找自我，但是没有找到。”（詹姆斯，2012，第221页）
……
皈依以后，他们的行为就发生变化。
如阿兰即刻成为基督教传教士。“他的一生克已奉公，忠于职守，足以列入最虔诚的圣徒行列。尽管他在拼命工作中获得幸福，却再没有品尝过世俗的快乐”（詹姆斯，2012，第216页）。
再如那位柳巴教授的通信者，他以前酗酒嗜烟，皈依以后就完全戒掉了（詹姆斯，2012，第219~220页）。
再比如艾伟德后来读到了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决心到中国传教。她后来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收养和救助了一百多个孤儿，并翻山越岭将他们从山西阳城送到西安（Gladys, 1974）。
仔细思考这些皈依的案例，我们不难看到，宗教皈依的过程和结果，就是降低甚至完全取消一个人对个人利害的关心，转变为对他人甚至对社会整体和天下苍生的关心，具体表现为对上帝，这个代表宇宙总体的神圣存在的敬畏和服从；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说，一个人从普通的经济人变成一个宗教人。从而，经济学以经济人为假设前提的分析不再有效。
这种服从上帝，即服从整体利益，而忽视自身利害的精神取向，之所以使经济学的分析变得无效，是因为它可以使宗教人采取完全放弃个人利害的选择，即即使面对死亡也不会改变。如沃依齐先生所说，“假如伤害降临，他们甘愿承担，因为主是他们的保护人，没有主的意志，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假如这是主的旨意，那么伤害对于他们是一种福气，绝非祸事。”（詹姆斯，2012，第271页）
当然《宗教经验种种》只是针对基督教的研究。在其它宗教和文化传统中，似乎还没有成熟的研究，只是有一些记录。如关于王阳明的“龙场悟道”，《王阳明年谱》中有如下记载：
时瑾憾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墩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误也。
也可以看出，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也是一个忘却自身利害，而用自己的心直接感悟天道的过程。
实际上在中国，很早就有君子和小人之区分。在这种语境中，“小人”就是经济人，而“君子”则是宗教人。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即是说君子重义（天道正义）而轻利（个人利害）；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说的是为了天道正义，可以舍去生命。不过，除了像王阳明那样通过顿悟获知天道的以外，一个主要的途径是修身。即通过读圣贤之书成为君子。这方面有大量的文献，但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梳理和提炼。
总之，宗教皈依或体悟天道以后，人就达到了一个新的心理均衡或境界，《宗教经验种种》的作者威廉·詹姆斯将其称为“圣徒性”，包括：
显然，这种圣徒性与经济人的定义有明显的差别，后者强调人会趋利避害，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决定，而反对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前者则完全没有这种考虑，超越了私利，并且有“非我的要求”（第1条和第4条），却将自己与天道正义（即“理想力量”）联系在一起（第2条），正因如此，他或她感到自己与他人或社会或宇宙之间的界限消失了（第3条）。当然具有圣徒性的宗教人并非与经济人完全对立，他们的快乐不仅来自于忘却个人私利及其带来的忧虑，而且来自社会与自己，整体与个人之间本来存在着的互利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说，宗教人不是否定了经济人，而是超越了经济人。
如果我们确定了有这样一种宗教人，那么很自然，由于他们与经济人的的区别，即超越个人利害的性质，也许就能解决第一节中提出来的悖论：如何约束政治结构中的最大的权力？
四、美国：一个例证
一般认为，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这种制度包含的互相制衡机制的结果。从总体上看，这大致不错。但这种大致看法，却掩盖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即这种制度并不能在所有地方都实现完美的互相制衡，反而使人们误以为，一旦有了这种互相制衡的机制，就无需人的道德自律，其在制度结构中的作用并不重要。
事实并非如此。看一看美国创立的过程，就知道她不仅是一个世俗政治结构的精心设计，更充满了清教理想的道德激情。而后者，是美国宪政框架的重要柱石。《美国宪法的基督教背景》一书的作者约翰·艾兹摩尔指出，当初从英国移民到北美的人群主要是清教徒，他们想在北美建立一个奥古斯丁所说的“上帝之城”，一个基督教理想国。甚至有人称加尔文是美国的真正的国父（2010，第4页）。
这种基督教理想对美国的宪政制度有何重要意义吗？这当然是一个庞大的题目，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可能做详细的讨论。作为替代方式，本文只通过两个故事和美国国父们的基督教背景来做一个简单的讨论。
第一个故事是说，1787年在费城的美国制宪会议期间，各州代表相持不下，会议陷入僵局，很多代表准备打道回府。6月28日，时年81岁的本·富兰克林站起来说，人类智慧是有限的，他们需要神的智慧，而“上帝掌管着着人类的事务。”他建议请牧师主持每天大会的祷告。他的建议虽然没有被大多数人马上接受，但几经妥协，还是请了牧师做了一次祷告。重要的是，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祷告使人们将世俗的问题放在了上帝的视野下重新审视。“一种和谐的精神最终回到了大会中。代表们在大多数议题上达成了广泛的一致，在其它议题上也取得了和解。”（2010，第321~322页）美国宪法诞生了。
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它至少告诉我们。在没有宗教因素的情况下，人们只按照经济人的逻辑去行事，他们赞成对自己有利的选择，而反对对自己不利的选择。在市场中，人们也有永远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但这时他们可以一走了之；而在公共事务领域中，由利害冲突引起的永远不一致，却不能用一走了之来解决，只有互相僵持。如果宗教人意味着减弱甚至放弃自己的利害考虑，也就会导致各州代表们不就较次要分歧争执不下，他们就有可能达成一致。正如富兰克林所说，“我同意这部宪法，因为我没法期望更好的，也因为我不敢肯定这不是最好的。关于我个人认为其中有错误的地方，我愿为公众的利益而放弃我的看法。”（转引自艾兹摩尔，2010，324页）
第二个故事是说，独立战争结束后，1783年，有一批青年军官因军晌未兑现而企图发动兵变，推翻大陆议会。华盛顿知道此事，就到军营中去说服他们放弃哗变。军官们听从了华盛顿的劝告。从此美国就形成了一个重要传统，即军队要在文官政体的控制之下（the military serves under civilian control）。就在同一年年底，居功至伟的华盛顿就将军队的指挥权交回大陆议会，从而创造了一个宪政先例，即美国军队从属于文官政权（America’s military is subordinate to civilian authority）。不能不说，这是宪政制度的最重要原则。因为掌握了军队，就掌握了实际使用公共暴力的权力，一旦为一已之私而利用，无人能挡，宪政结构也就毫无保障。
不能不说，华盛顿的行为对美国宪政制度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因为“一个在华盛顿位置上的得胜将军满可以借此攫取权力，但华盛顿回到了他的私人生活中。”（A triumphant general in Washington’s position might have tried to seize power, but Washington returned to private life.）（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什么力量让他放弃了在经济人看来的一个巨大诱惑？显然，是他内心的自律的道德力量。那么，这一道德力量是从哪来的呢？
在《美国宪法的基督教背景》中，作者艾兹摩尔对美国国父们的宗教信仰做了梳理。很显然，华盛顿是一个信仰上帝的人。尽管由于政治上的考虑，或对宗教教派间争斗的谨慎，他很少说出自己的具体宗教归属，但他并不忌讳说自己信仰上帝。在华盛顿回应一个牧师的布道词时表明他赞成：“（1）上帝希望人们生活在公民社会之中；（2）上帝为人们设立了统治者；因而（3）统治者有权受到尊重；但是（4）统治者也在上帝之下；（5）统治者接受上帝的审判；及（6）上帝可以让统治者下台。”（转引自艾兹摩尔，第105页）。
如果知道政府权力是上帝为了造福公民而设立的，而统治者只有在遵循上帝的正义才可以继续执政，华盛顿就会坚信，即使利用军队就可以掌握并维系政治权力，如果违背了上帝的正义，也要下台；即使赖在台上不下台，也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既没有正面含义，也迟早要下台。所以利用军队去获得政治权力并非在他的选择范围之内。
除了华盛顿，其他美国国父们也大多有着很强的宗教信仰。麦迪逊，汉密尔顿，亚当斯，杰佛逊，不用说，富兰克林，等等。其中亚当斯和杰佛逊是两个典型。尽管托马斯·杰佛逊更强调理性主义，并没有明显的基督教色彩，但他无疑信仰上帝。在他起草的《独立宣言》中，他提到：
“……依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意旨，接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
“人人被造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
“我们坚定地信赖上帝的庇佑……”。（转引自艾兹摩尔，2010，第十三章）
而约翰·亚当斯就是一个纯正的清教徒，或者说是一个正统的加尔文主义者。他相信只有通过上帝的启示人们才能认识真理，只靠人的理性是不够的。而《圣经》就是神的启示。由于具有超越自身的视野，尽管他主张美国革命，但他在波士顿惨案中却为开枪的英国士兵辩护，也反对法国大革命。而鼓舞他推动美国独立的，不仅是世俗的利害，更是基督教的宗教热情。他把自己比作摩西，“摩西不是说过，‘我是谁？竟能领导这伟大的民族？’当我想到，在过去的那些伟大事件和正在快速发展的更伟大的事件中，我可能在拨动发条或推动小齿轮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一想到这个，我心中便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敬畏。”（艾兹摩尔，2010，第十五章）
艾兹摩尔提到，有两位教授，唐纳德·鲁兹（Ronald Lutz）和查尔斯·希尼曼（Charles Hyneman）对美国1769年到1805年之间的2200种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其中引用最多的文献来源是《圣经》，高达34%。各种不同思想资源的引用比例见下表。
这也说明，美国国父们基本上是一些信仰宗教的人，或者说，宗教人。正是他们对宗教的信仰，使得他们：
……
4．相信人非完人，政府理论必须虑及这一事实。
5．相信人间政府是上帝所命定的，为对人类的罪性予以限制。
……
8．相信人类之法应当与神法和自然法相符。与更高一级的法相违背的人类法无效，不应遵行，而应受到抵制。
……
10．相信神启法和自然法包含了生命、自由和财产等上帝赐予、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
11．相信政府的建立是为保护人类权利，其基础是人民的合约或契约。
12．相信政府仅享有上述合约或契约中人民所授予的权力，一旦政府企图夺取人民未授予的权力，政府就变为不合法，应当受到抵制。
……（艾兹摩尔，2010，第60~61页）
我们知道，这些原则构成了美国宪法的基础。而这一宪法可能比以往所有的人类法律都更警惕政府滥用权力的问题，从而竭力设计出制衡权力的制度结构来。但这组宪法原则本身要经过一个正当程序才能有效。而只有制宪会议的多数代表达成一致才能通过这个政治程序。在这时，富兰克林以宗教的名义号召代表们放宽视野，减少利益争斗，各自多做让步，起到了达成多数同意的作用，从而使美国的宪法从原则变成文本。
而宪法文本要落实，就要由人来执行。华盛顿以最高军事长官之身份，自觉地遵守基本宪政原则，为后来的政治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做出了表率。而以后历届美国总统，即使不是基督徒，也至少是明确信仰上帝的人，他们都有经过不同路径皈依的过程，从而不同程度地接近是一个宗教人。正是他们身上的宗教性，让他们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自觉地遵守宪法，保证了美国的宪政制度得以成功。
五、结语
如果我们仅限于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我们无法解决约束和限制最高权力（或实权）的问题。而人类历史早就告诉我们，人们经过顿悟和修身可以达到皈依宗教和体悟天道的境界，即成为宗教人。宗教人不同于经济人，会超越个人利害，在没有外在约束的情况下，自觉遵循宪政原则，从而可能解决最高权力无人约束的难题，使宪政制度得以成立。
近代以来，人们过于迷信暴力的作用，迷信利用趋利避害本能的他律制度，而忽视有几千年历史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在制度结构中的作用，导致制度结构存在重大缺陷。尤其在中国，很多人只把社会改进的手段局限于或者是民主的，或者是暴力的，而没有看到宗教和文化传统在宪政结构中的重要作用，结果可能会在民主和暴力之间摇摆，而不能形成真正有效的宪政制度。如果我们认识到宗教人的制度含义，我们就会重新审视中国的文化传统或外来的宗教资源，才可能形成成熟且有效的宪政制度。
参考文献：
艾兹摩尔，2010，《美国宪法的基督教背景：开国先父的信仰和选择》，中央编译出版社。
Bowles, 2004, Samuel, and Gintis, Herbert, The evolution of strong reciprocity: cooperation in heterogeneous populations, Theoretical Population Biology 65.1(February 2004). 中译文载汪丁丁等主编，2005，《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来自桑塔费学派的看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布坎南，2008，《宪法秩序的经济学与伦理学》，商务印书馆。
黄裕生，2008，《宗教与哲学的相遇：奥古斯丁与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哲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科斯，2010，《论经济学与经济学家》，格致出版社。
詹姆斯，威廉，2012，《宗教经验种种》，华夏出版社。
（原载《新政治经济学评论》28，2015年1月。）
赞赏本文
随意
US$5.00
《盛洪教授》分类目录
